公知本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称谓，其字面意思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后来被一群不甘落暮的老文人们玩残了。他们还期望继续通过文革伤痕、西方崇拜的老套路，强行咀嚼喂食青年一代的时候，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全体的反胃和呕吐。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最见不得中国好的，就是中国的那些公知们。
他们往往位居中高层，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比如作协主席、文学教授、出版社长…，多生于50、60年代，上过大学但实际文化思想水平并不高，也学过一些技能，看过些书，胆子大，敢于胡编瞎造半瓶醋乱摇，只望能无限扩大自己的优势，来占领话语权阵地。
无论社会上发生什么事，也不管是真是假，统统都能将问题的焦点、矛头指向政府、引向国家制度，擅长造谣抹黑、虚无历史，且形成了固有模式，包括一定是体制问题，中国完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公知们利用民众信息不对等、出国特权、话语优先权等也赢得了一众粉丝，随便拿点负面新闻煽动一下，就会有大把善良的青年们跟着他们闹。可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一代获取信息比公知们更快、更准，更全面，且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再也不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当80，90、00后们走出国门一看：公知们口中月亮更圆的国家也不过如此，很多还不如中国，慢慢便明白了公知的本性，然后自觉起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于是公知们彻底失落、恐慌了……，恨社会、恨国家发展的太快，而自己却已经完全跟不上新时代了。恼羞成怒后撕下伪善的面具开始给青年们大扣大帽子：“极左”、“小红兵”、“法西斯”，冷不丁的还会酸上一两句：“你以后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羞愧的”，“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呵呵！！
在社交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对你讲话，从内容上说似乎滴水不漏，但她一个细微表情，比如嘴角一丝幸灾乐祸的微笑，很可能就令你立即感到厌恶。
年轻一代之所以厌恶公知，就是因为他们在行文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以外在于中国的他者自居和无法掩饰的鄙夷中国的情绪。
这群老文人们，共同分享了这样一个话语框架，即“传统/现代”、“落后/先进”、“愚昧/文明”，“中国/西方”。
多少年来，他们就凭借这套框架，以启蒙者自居。
这套话语框架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潜意识。一方面，他们用这套话语框架解释一切，另一方面，离开了这套框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话语能力。
这套话语框架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被打破。此后国门徐徐打开，西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繁荣，与中国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贫简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使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反传统、反体制、解构革命文化，逐渐成为潮流。
这一潮流在国外得到西方世界的加持，在国内得到一切不满中国革命的文化精英的推波助澜，并和中国100多年半殖民地历史所遗存的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形成共振，一时蔚为壮观，遗祸至今。
多少文化精英受益于这套话语，大导演们靠在银幕上诠释这套话语拿到金熊奖、金棕榈奖，大作家们靠用小说阐释这套话语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人靠这一套话语成为总编辑、作协主席、代表、委员，等等，风光无限。
方方的“日记”一出，之所以声势浩大，得到了那么多文学“大咖”和主流媒体老总的追捧，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从“日记”中嗅出了那种令他们久违的味道，这种味道伴随着他们度过了风头无两的巅峰时刻。
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根稻草，抓住这跟稻草，他们才能重返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保卫方方“日记”，就是保卫自己的光环、话语权和地位。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套框架根本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国并不在山巅，中国也不是洼地。
这套框架已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而其间散发的鄙夷自己祖国、鄙夷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气息，令人作呕，类似一种小便失禁的老棉裤所发出的气息，大咖们嗅之欲仙欲死的神情，也令人大为惊讶。
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文化僵尸，簇拥在方方周围，对阵规模宏大、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广阔未来的年轻一代。
当然，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困局，那就是“话语的贫困”，他们还没有一套圆润如“普世价值”那样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成就，但这是可以解决的，毕竟存在是第一性的。
文化僵尸们面临的困局是“事实的贫困”。他们霸占着话语权，但事实坚定地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只好靠编造事实、无视事实来自圆其说。
近40年以来的历史，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不同阶段，但这些文化僵尸还沉睡在第一阶段。
剧烈的争论令他们诈尸，于是他们就带着僵尸特有的腐臭和僵硬蹦了起来，但摇晃一阵之后，还会倒下去。
僵尸就是僵尸，不可能再获得新的生命。
未来是属于那些尊重事实、热爱祖国的年轻人的，这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