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虽只是一个三百余字的短章，但容量大，感染力强。被前人誉为“千年绝调”，“《新五代史》中的第一篇文字”。
欧阳修是宋代杰出的散文大家，其文章的主要特点和风格，正如苏轼所说，“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析之于至理，以服人力。”用欧阳修自己的话来说，是“简而有法”。 《伶官传序》一文就充分体现了欧阳修的这种文风。
在《伶官传序》中，作者引述《伶官传》的历史事实作依据，作出“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然而，《伶官传》中并未提及李存勖忧劳兴国的故事，为了给“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提供事实根据，作者就不得不补充李存勖在创立帝业的过程中殚精竭虑的的情况。自晋王李克用去世至李存勖称帝的十多年内，李存勖与后梁、燕王、契丹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可以想见，李存勖为厉兵秣马而“忧劳”的历史事例，可谓多得不可胜数。然而作者舍弃了这些材料，只选用了晋王李克用授遗命，李存勖接受和执行遗命的事例：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劳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从上述文字来看，李克用临终之前对儿子的叮嘱，感情炽烈，言辞恳切，他是怀着未除后梁、燕王和契丹的“遗恨”离开人间的。李存勖面临强敌，不敢懈怠，他一时一刻没有忘记父亲的遗命。所以，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祭太庙；他不是“取”其矢，而是“请”其矢；不是把“三矢”装在一般的箭筒里，而是盛在“锦囊”里；可见他执行父亲遗命是何等的坚决，何等兢兢业业，何等发愤！父亲留下“三矢”给予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作者通过受、藏、遣、请、盛、负、驱这一连串的动词，描绘出李存勖重视执行父亲遗命的生动形象。这个事例最能说明李存勖的“忧劳”。这段文字，可谓“文约而事丰”，是李存勖消灭群雄建立后唐的十多年戎马生涯的形象概括，显示了欧阳修这篇文章“简而有法”的艺术特色。
李存勖在十多年的战争中打了许多胜仗，但作者评论后唐之盛衰时，却只选用了其中三个事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因为梁末帝朱友贞和自称大燕皇帝的刘守光，是李存勖三大敌中的两大敌，根除此二敌，对建立和巩固后唐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存勖则分别于公元912年和923年拔掉了这两颗钉子，这无疑是他一生中取得的两次最大胜利。引此说明后唐之盛，是最恰当不过的。这段文字融记叙、描写、抒情于一炉，写得十分精妙。读者既可从中了解“燕父子”、“梁君臣”败亡的历史事实，又可通过“系、函、入、还、告”等动词，来想见李存勖所向披靡，踌躇满志的气质与形象。
引皇甫晖乘机作乱，李存勖一蹶不振的事例说明后唐之衰，也很得体。因为这次变乱给李存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是他的腐朽政权彻底崩溃的标志。而且作者的文字生动形象：“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说明此时的李存勖已经失去了人心。“伶人困之”，“身死国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惟妙惟肖地画出了李存勖在风声鹤唳中，走投无路的极端狼狈相。这段文字造成的悲剧气氛浓烈，与前面描绘的极盛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读到这里，不能不信服“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此外，《伶官传序》的“简而有法”的特色，还表现在结语含蓄，颇具警策力方面。欧阳修认为，编史书的目的应该是“垂劝戒，示后世”，他写《伶官传序》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后唐庄宗李存勖(xù)取得政权后，荒淫腐化，癖好音律，宠用伶人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让他们做官掌权，以致败政乱国，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身死国灭。“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些话，其实是在含蓄地提醒宋王朝的统治者和以后的统治者，应该从广泛的意义上汲取李存勖因宠幸伶人而身死国灭的教训，以免蹈李存勖的覆辙。
伶官，即封建时代演戏的人，在宫廷中授有官职的伶人，叫伶官。伶官也是乐官，既掌管乐队，又负责乐器和演出安排，自己更是精通音乐之人。伶官比其他伶人的地位高，因而，伶官和弄臣常被相提并论。古人认为，一旦帝王宠幸伶人，那就离灭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