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宋江为何执意招安）两宋期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频繁程度在各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然而，这些起义往往都以招安为结局，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不仅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总体考量，也映射出许多义军领导者的投机心理。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宋江为何执意招安）两宋期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频繁程度在各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然而，这些起义往往都以招安为结局，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不仅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总体考量，也映射出许多义军领导者的投机心理。
正文：
在水泊梁山这一“社区”当中，“招安”算是一个敏感词语，等闲不能说出来。
虽然不能说，但却基本成为了一个被默认的事实：当梁山好汉将高太尉绑上山后，宋江“喝退左右、奉上新衣、倒头便拜”，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熟练无比，大约在私下里练过不少回。
宋江心心念念的便是招安
按照《水浒传》的说法，武松、鲁智深等一干好汉，对招安算是兴趣缺缺，但碍于宋江的面子，这件事不说也罢；林冲虽然与高俅不共戴天，但除了瞪眼看着，啥也没敢做；倒是李逵，动不动就摔桌子砸板凳，明着反对招安不说，还嚷着要宋江做皇帝，但到临了，公明哥哥一杯毒酒灌下去，“黑旋风”就此了账。
鲁莽的李逵终究因此送命
宋江为何如此钟情于招安？这其中的原因早已有无数人分析过，然而其根据的都是《水浒传》这一文本。实际上，有宋一朝，真正被剿灭的义军队伍相当稀少，绝大多数的义军，都走上了招安这条路。
正如陈佩斯所说的：没好处谁投降？宋朝义军频频被招安，这背后的最强推手必然是宋朝的统治者们。
根据考证，在两宋320年的历史中，有记录的义军队伍多达433支，平均一年一次还有富余。但这些义军的活动都呈现一个突出的特点——活动范围小、持续时间短，像汉末黄巾、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这种席卷全国的战乱，两宋期间从未出现过。
李自成像
两宋的农民义军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义军队伍不如他们的“前辈”战斗力强，而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对待义军的态度与其他朝代有着天壤之别。
在其他封建王朝眼中，起兵造反是十恶不赦的罪状，虽然也有招降的行为存在，但总体思想仍然是以彻底剿灭、杀鸡儆猴为主。然而，纵观封建王朝农民起义的历史，这些起义军的规模往往呈现出“钺剿越大”的态势：首先，官军与农民军作战，赢了还则罢了，若是输了，许多士兵摇身一变，就地便加入农民军——反正当兵就为吃饷，跟谁干都是干！
农民军作战情景
其次，一旦起义军规模庞大，要剿灭他们，大把大把的钱粮就得流水一样花出去，这笔钱最后免不了还得摊到老百姓头上。这些老百姓一旦觉得活不下去，免不了一跺脚一咬牙：反了吧！
得，这下子没完没了了。
于是，宋朝统治者充分吸收了前朝的经验——干脆别打了，招安吧！
宋太宗在位期间，名臣柳开就曾经以招安的方式平定了常州、润州地区的小股农民军。而宋太宗本人也曾悬赏招募过陕西一带的“大寇”焦四、焦八等人，可说是开了宋朝招安的先河：
而宋朝皇帝以诏命正式发布招安令，则是在宋真宗咸宁三年。这一年，以王钧等人为首的起义军正在蜀地一带活动，为了快速平定局势，宋真宗曾专门派出使节向义军传诏：只要投降，既往不咎，升官发财也好商量！（《宋大诏令集》：“如能递相劝率，效顺革心，当赐生全，别加录用。”）
自此之后，宋朝频繁使用招安这一手段对付义军，在两宋期间的大量史料之中，都有相关的记载：
在两宋期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不仅皇帝热衷招安，就连大臣们对这一政策也相当拥护。
在其他的封建王朝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某地有人揭竿而起，皇帝没主意，便召集大臣商量。这些以“忠义”自诩的大臣们便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得出结论——不怕花钱，坚决剿灭！
于是，皇上下旨出兵，这些大臣们也很满意——我真乃国家栋梁之臣也！
事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就坏在这种自以为“忠”的大臣手里。
然而，宋朝的大臣们似乎并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大臣们还经常向皇帝上书，大谈特谈招安的好处：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宋朝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少数的精兵强将都以防范外敌为主，不可能长期在内部对付义军。因此，如果要与义军开战，朝廷中的这些文臣免不了要上前线。
问题在于，宋朝的这些文臣们，为官从政乃至诗词歌赋是他们的长项，但能够领兵打仗的，一百个人里面未必能有一个。因此，为了避免上战场，这些大臣们才着力宣扬招安的好处：既能快速稳定局势，又能避免危险，何乐而不为？
在宋朝，像范仲淹这样能打仗的文臣堪称珍稀
按理说，这些大臣的小九九算不得光明正大。但歪打正着，正因为这种思想在宋朝大臣中广为流行，宋朝的社会局势才能够在义军四起的情况下保持了总体稳定，给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招安说起来简单，但真做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说到底，是个两厢情愿的事情——真碰上像方腊这种“硬茬”，这招也就不好使了。
这一时期，朝廷的招安之所以能够频频得手，是与许多义军首领的投机心理分不开的。
由于宋朝对于义军的招揽手段多以升官发财为诱饵，许多有胆量、有计谋的平民百姓就利用这一机会，将兴兵作乱当做是走上仕途的捷径。随着这一现象的流行，宋朝的史料中甚至记录了关于这一现象的民谣：“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三朝北盟会编》）、“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鸡肋编》）。
此外，在宋朝的义军领袖中，有一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些人并非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的普通百姓，而是家境殷实、称霸一方的地主。
宋朝名臣欧阳修曾经在所著《原弊》一文中描述了宋朝地主的情况：“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而在宋朝时人笔记《东轩笔录》中也曾记载过汜县一个李氏庄园的情况：“方圆十里，河贯其中......有佃户百家”，可见宋朝时地主豪强的势力之大。
水泊梁山中，卢俊义、宋江、柴荣等人都是身家豪富的地主
这些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主动结交所谓“豪侠”、“好汉”等身负武艺之人，同时，也免不了召纳、庇护一些触犯刑律的逃犯。通过这些人，地主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并使自己成为了地方上的权威人物。
然而，在宋朝律令中，对于藏匿犯人的惩罚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这些地主的行为一旦东窗事发，往往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成为了名义上的“义军”。
但是，这些地主本身便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原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长期与朝廷作对绝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所以，他们“起事”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与官府讨价还价，而他们手中的“义军”，则成为自己获取赦免，甚至加官进爵的最好筹码。
综上所述，正是在统治者与“义军”的双重推动之下，宋朝的招安行为才如此盛行，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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