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憔悴的郭澄清老师，身患重病仍坚持创作）刘局长安排我在办公室工作，这是1976年的初春。财税局，是财政税务合并在一起的大科局，办公室人员如果按现在的编制，至少也得七八个人，可那时的办公室就我一个，有个主任还常年去包村了。在工作上，一个人顶现在的七八个人，大家可想而知多么累了。平时，很少歇礼拜天，工作
（憔悴的郭澄清老师，身患重病仍坚持创作）
刘局长安排我在办公室工作，这是1976年的初春。
财税局，是财政税务合并在一起的大科局，办公室人员如果按现在的编制，至少也得七八个人，可那时的办公室就我一个，有个主任还常年去包村了。
在工作上，一个人顶现在的七八个人，大家可想而知多么累了。平时，很少歇礼拜天，工作没黑没白，吃饭不按时安顿，天天兢兢业业，忙忙碌碌。
有一次，我趁着星期天回家拿衣服，刚来到家门口还没进屋，就听到村党支部的广播喇叭里喊：“谢学军，单位来电话了让你赶快回去！”
从宁津县城到我村四十多里路，单程也得一个半小时，只累得我头昏脑胀，腰酸腿疼。因此，除春节放假外，我两年只歇过两天班。就这样，为了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没黑没白地干，白天工作，晚上写稿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局长见我对工作这样勤勤恳恳，心里非常满意。
有一天，局长把我叫到他屋里，说：“学军，好好干，局党组已经把你报上去了，用不了几个月就能转干了。”
我听了后非常高兴，人往高处走，谁也想混出个名堂来。我赶紧对局长说：“谢谢领导的关心，不过，提干不提干我都这样一功气地干，保证把工作干好。”局长听了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称赞。
常言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过度的工作，使我患上了腰疼病，有时疼得像刀子割肉似的。夜里常做噩梦，梦到自己找不到家了。我站在十字街头，糊涂得不知家在哪里。心里想，没家到哪里安身，又到何处吃饭？父母、妻子、孩子呐喊着，哭泣着，一个个伸出双手，问我要饭吃，要衣穿，我无奈地面对家人。
噩梦，使我预感到前途的不妙。我再也睡不着了，坐在床头上喘着粗气。梦中的困境，给我带来了恐慌和害怕，额头上冒出冷汗，心，咚咚地跳到嗓子眼。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窗外，那风声像电影里地狱中的厉鬼们，凄惨地哀叫着。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到头皮发麻，两眼直瞪瞪地望着窗户，总预感着“祸从天降”就在眼前。
有一次，我正给局里写工作总结，腰疼病突然犯了，黄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我倒在了床上，再也无力爬起。局长见我得了病，赶紧催促到医院检查。这天，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到医院检查的事。妻子听后，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她哭着说：“老天爷，这不是祸从天降吗？”一夜，我没合眼，心里七上八下，一怕失去这份工作，二怕对不起老师和领导，三怕身体残废不能养活全家。鸡叫天明，早饭后来到长官汽车站，搭上了去宁津县人民医院的汽车。
宁津县人民医院，是全县的权威医院，这里的主治大夫大多数是老牌大学生，只要在这里查出病，那就八九不离十了。那时，医院里还没有CT，用透视照相检查，照完相后大夫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二十五岁了。”接着他又说：“可惜的年龄啊。这样吧，你别等结果了，要等还得一天多，你去地区人民医院再复查一遍，回来和咱这里的检查结果对上，那就百分之百了。”在那个年月，去大医院检查得找关系，否则很难挂上号。
平时几位不错的酒肉朋友，在我患难之时都躲得远远的，这也应了一句俗语：酒肉穿肠过，患难无几人。
危难之时，我忽地想起在德州卫校读书的同学，他叫丁有泉，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起念书，我们既是老乡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
我和丁友泉通了电话，他很爽快地回答：“赶快来吧，医院里我有几位实习老师，能给帮上忙。”
我乘公共汽车来到德州卫校，丁友泉正在校门口等着我。他向学校请了一天假，专门陪我到医院检查。
虽然学校到医院不算远，由于我腰疼得厉害，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一样，友泉背着我，往返在去医院的路上。
中午吃饭了，他端了一碗白米饭和一碗红烧肉让我先吃，他说有事出去趟。谁知，他自己在伙房里打了两个窝头和一碟萝卜咸菜吃，可见我吃这一顿他节省了好多天。我两眼湿润了，他这种同学如兄弟的情分，我时时刻刻都记在心里。
在友泉同学的帮助下，当天就出了检查结果。回家后，我把检查结果拿给县医院大夫看，大夫肯定地说：“你这是得了腰椎结核病，压迫神经了，需要手术治疗。”
我听后如同晴天霹雳，眼冒金星，身出虚汗，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我心里明白，在旧社会像这类病就得看着等死，那个年代也就是百分之六十的治愈率，就算治好了也是个半拉残废，我又悲观又失望。悲观的是今后不可能工作了，失望的是马上就要转正了，因此失去机会，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家里就像塌了天似的，大人哭，孩子叫。在一篇日记里我写道：病定死，命定留，亲戚朋友为我愁，妻子为我落泪，父母一夜愁白了头。
1978年的7月，我在县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室里，一片苍凉，尽管进行了冲洗和消毒，还是有那么一股血腥味。无影灯像个小太阳，把整间屋子照得透明瓦亮，那一把把不锈钢的手术器械摆放在台架上，让人看了心生凉意。我躺在手术台上，泪水顺着眼角慢慢滑落，流进嘴里，苦涩的味道，撕碎了我的灵魂，谁能知道我工作中的苦，谁能看到我心里的泪？奋斗、理想，人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意义了。
给我动手术的是最著名的骨科主任杨德刚。杨主任有丰富的实践和临床经验，我的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手术后，我在病床上平躺，还不能翻身，苦苦煎熬了四十天。一个体弱病人，平躺一个多月不能翻身，那种痛苦，那种绝望，那种度日如年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禁不住心神不安，悲伤叹息。
我很担心手术后的结果。杨主任给我做了细致的检查，他笑着对我说：“小谢手术成功了！”
杨大夫的话，使我惊喜万分，心里顿时又升起了希望的火焰。接着他又说：“病好后需长期休养，不能工作了。”
我眼里含着悲伤的泪花，一股绝望的情绪像狂潮一般涌上我的心头。顿时，人好像掉进了冰窖里，从头顶凉到了脚尖，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疤。我叹息道，老天爷，你既然创造了我，为什么不赐予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前途呢？
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的院，已来到了仲秋季节。金光灿烂的太阳和那风和日丽的空气，冲散了我心头上的忧愁和悲伤。我的病情大有好转，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脸上也泛起了欣喜的笑容。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郭老师和往常一样，给我们讲课，给我们修改稿件。他摸着我的头说：“小谢已长成大人了，成大人就要做大事。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过了，全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耍笔杆子的，要紧跟大好形势，写出好文章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我刚想问点什么，郭老师坐着一辆轿车走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从梦到郭老师，脑子里天天想着这件事。心里想，很长时间没和老师见面了，如果现在能见到郭老师，让他给我指条明路多好。
这天，我正在医院的走廊里散步，突然看到我东边隔壁的病房里坐着一个人，病床前面还放着一张三屉桌，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一本稿纸。我打了个愣，这不是郭老师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这是做梦做得看走了眼神。我知道郭老师在济南养病呢，不可能在这里。
我带着疑问，只好去问护士。护士说，那正是郭老师在医院养病。
我听了后，急忙来到郭老师的病房。这一时刻，像一个久别父母的孩子，思念、委屈和泪水交加在一起，握着老师的手，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泪水湿透了我的前胸，哭声里诉说着自己的病情。郭老师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他没有阻止我的哭泣，说了声：“孩子哭吧，把你的委屈全哭出来心里还好受些。”哭了一会儿，我摸着郭老师另一只冰凉的手问道：“老师，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了？”郭老师没有过多地解释，只是说了声“祸从天降”。郭老师接着问我：“你的病怎么样了？”我说：“手术倒是成功了，医生说需要长期休养，不能工作了，我今后的日子咋过呀。”说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从眼圈里又滚出来。
郭老师劝我说：“小谢呀，不要难过，我们这一行是写英雄的，写英雄就首先自己做英雄，你还年轻，一切都会好起来，要坚强些，别让困难吓倒。现在，国家形势起了变化，允许个体私人办证经商，不能上班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学点技术，自谋职业。”
郭老师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开了我的心扉，给我鼓舞、给我力量，给我战胜病魔乐观生活的勇气。
再看看郭老师，他的身体都累瘫了，还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一只手坚持写作。他不仅是个大作家，更是一个大英雄，难怪《大刀记》里塑造的英雄们那样英勇顽强，这与郭老师的思想境界和英雄气概是分不开的。
不料，在医院和郭老师相见后，再也没见到他，竟成了永远的告别。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保留着一段“求师记”的回忆。
因为我不能从事办公室工作了，只好离开了恋恋不舍的工作单位，又回到了偏远的农村。
回家时，局长让我在会计室领了一年的工资，四百三十二元。这些钱，成了我全家的依靠。
困苦的环境，使我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可一想到郭老师说的，你还年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话，心里又增添了力量。我天天听新闻，看报纸，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和家庭好起来，过上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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