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由The Public Intellectual而来，日日曰译为公众知识分子，而媒体上把The Public译成公共，看上去的感觉像是对公共场所的理解，怪怪的。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了公知的叫法，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如今，公知依旧首先是知识分子，甚至有些成就。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进言带有批判性，且以先知先觉为特点，动则以道德和科学自居。这是眼下社会对公知们的看法，带着贬义。
其实公知的概念早就有了，本就褒义，指那些富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专家学者们，比如鲁迅。如今的公知已沦为信口开河，狭隘片面，对国家对社会充满负面情绪的知识分子的代称。曾几何时中国社会需要公知们的唤醒，现在却要对公知们包容甚至同情。
公知们不能带来正能量，说话不提气，这本身就注定了尴尬和不妙的境地。之所以有公知们的现在，与中国飞速发展和进步分不开。
公知们大都是五十岁以上，如果说公知们之前讲话还有市场，那多半与其海外学历，西洋背景有关。那时的西方社会全权代表着先进和文明，有了西方的背景自然就带着一层光环，说起话办起事少不了仰慕和追随者。常常一两句话就可以压倒众人，谁叫你落后呢，就算他的话他的理论有错，那也是先进的。
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落后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改观，不少方面甚至后来居上。这下公知们的说道开始站不住脚了。然而他们又固守原有的思想和成见，未能做到与时俱进，渐渐地说教退化成埋怨或愤恨。于是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在批评，倒不如讲是在挣扎和发泄情绪。
虽然公知们存在负面影响，但毕竟还是成就在身，有社会地位，所以也只能睁一眼闭一只眼。公知们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要怪也只怪中国发展太快，跟不上趟了。随着这些上了岁数的公知们的离去，应该不会再有带着贬义的新公知了，因为时代真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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