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真的要“移情”印度？还是印度的一厢情愿？
今年4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宣布将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总计达4800亿卢比，以推动当地电子制造行业的发展。
在这激励计划之下，有4000亿卢比将用于与生产制造挂钩的奖励。从今年8月开始，印度政府将对手机和指定的电子组件，例如印刷电路板、光敏聚合物膜和组件的增量销售给予4%至6％的奖励。
而在四年时间内获得的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卢比以上的手机制造商们，可以在头两年额外获得6％的奖励，接下来两年获得5％的奖励，并在第五年获得4％的奖励。
在这样的激励举措下，已有印度本土手机制造商作出响应，像Lava就表示将在半年内把公司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印度。但这一举措是否能吸引到国外手机厂商还不好说。
近几年，苹果计划将其供应链向其他国家转移、进行多元化发展的消息在近几年频传。其中，最受到外界关注的莫过于苹果要将中国产业链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近期，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苹果要将其在中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制造产能转移到印度。
不过，印度各界呼吁要“承接”从中国转移的产业链时，即使中国供应链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苹果却依然在持续加码中国。
据《日经新闻》报道，苹果建议为其组装AirPods的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立讯精密”），对做iPhone和MacBook金属外壳的供应商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可成科技”）投资。苹果希望能够通过此举，找到除富士康之外的替代选择。
频传苹果转移供应链到印度
来自中国的零部件、日本和韩国的屏幕、美国的芯片，运送到承包商庞大的制造工厂进行组装，成品被送往全球的各个市场，并最终摆放在苹果设计感十足的专卖店销售。以低成本造就的产品，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收益和利润。
苹果的供应链系统可能是公司最值得称道的杰作之一，也使其成为历史上利润最高的企业之一。
5月11日，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称，苹果正研究将其现有的位于中国的大约五分之一的制造产能转移到印度，并在未来五年将在印度的供应链产能扩大至400亿美元。
“我们预计苹果将生产总值高达400亿美元的智能手机，利用印度发布的生产激励计划（PLI，Production Incentive Scheme），将主要通过iPhone的生产商纬创和富士康来出口。”印度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苹果将产业链部分迁至印度早已不是个新鲜事。去年，中国市场在中美贸易摩擦后收紧，让苹果急于寻找海外新兴市场。据彭博去年4月的报道，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称，富士康将在印度量产iPhone，将主要服务于印度本土和出口市场。
过去，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主要生产旧款iPhone，或是为小米和诺基亚生产设备。终于，富士康似乎下定决心要把在中国生产 iPhone的产业链大量迁至印度，它们表示将投资50亿美元用以在当地建厂。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富士康在印度设新厂的计划“流产”。今年1月，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Subhash Desai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
但没过多久，3月，因为新冠病毒为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苹果分散产业链风险讨论被再次提起。报道称，不少苹果中国生产合作伙伴考虑去国外建厂，印度、越南、墨西哥都成为它们的目的地。
据悉，像纬创计划调整在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的生产部分，拨出10亿美元用于今明两年的扩张；另一家iPhone组装商和硕也表示，他们希望在印尼设立新工厂，同时于2021年之前启动在越南的制造业务；AirPods的主要组装商英业达则表示，公司准备在越南开设一条产线。
外界普遍认为纬创、富士康、英业达以及和硕等苹果的合作伙伴的决定，将会重塑科技供应链。
伴随着苹果将产业链部分迁至印度，被多次拿上台面讨论，人们对印度究竟能不能接得住这个机会，也还是有很多的怀疑。
此前，苹果明确称不会在印度生产iPhone 11时，富士康一位高管曾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印度的公路、港口和基础设施远落后于中国。供应链不到位，印度工人也还没准备好生产高端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模型。”
印度缺少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即使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公路、铁路、供水设施和完整的供应链，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建造完全的。
苹果也要考虑，若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将会更加阻碍该地区目前已经下滑的销售额增长。中国地区的收入约占苹果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苹果不太可能改变继续在中国制造的策略，也是因为印度缺乏苹果生产所必备的基础设施。
苹果加码中国
苹果对中国的依赖在逐渐加深。
5月13日，据《日经新闻》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称，“苹果正鼓励立讯精密投资可成科技，这样可以提高大陆组装企业的竞争力。苹果拥有的产业链供应商越多，它的议价能力也就越强。”
可成科技创办于1988年，主要专注于电子产品的轻金属技术，多年来都是iPhone和Macbook的主要供应商。
数十年来，中国台湾公司一直主导着代工电子制造业。为了培养一个可以与富士康抗衡的厂商，苹果支持立讯精密的增长也是双赢，“中国大陆供应商不仅能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有竞争力的产品，还能帮助苹果加速渗透进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市场。” 一位熟悉该交易的高层消息人士说。
据接近立讯精密的人士称，在苹果的支持和投资者的青睐下，如果立讯精密成功投资可成科技，未来三年时间，前者还是有机会挑战富士康的地位。
立讯精密主要是AirPods Pro的生产商。据悉，立讯精密还在越南建立了生产AirPods的设施，并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歌尔股份”）合作，在本季度开始批量生产该产品。该公司的数据显示，去年苹果在立讯精密总销售额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
此前，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于今年1月发布的研报显示，2020年苹果将对其产品的供应商进行一些改变，歌尔股份、立讯精密和比亚迪电子将成为受益者。
苹果产品的成功，实则也是供应链的成功。苹果的供应链模式是JIT模式，即准时制生产 （Just-in-time），该生产模式讲求以下游订单拉动生产，摒弃了大量囤积，只在有需求时才生产和采购，并只生产至下游够用的数量，追求“零库存”。
但苹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产模式，供应链缺乏灵活性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库克传》中写道，1993 年，苹果因 PowerBook 的库存积压造成损失，到了1995 年，因低估了市场对下一代 Power Macs 的需求，在生产订单上过于保守，导致产品供不应求。
直到史蒂夫·乔布斯找到了蒂姆·库克。《乔布斯传》中提到，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妮埃尔·密特朗来到苹果工厂参观时，乔布斯就和她讨论过工厂的 JIT 计划。但直到乔布斯在中途离开苹果再度回归，让库克协助他运营供应链，公司的JIT系统才慢慢成型。
乔布斯在1997年回归苹果时，公司的库存留存时长超过两个月，这比其他科技公司都要长，乔布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建立JIT和供应链的人，1998年，他遇到了库克，乔布斯称：“库克从前是做采购的，这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背景。我发现，他和我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在日本参观过很多准时制生产的工厂，也曾为 Mac 和 NeXT 建过这样的工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我遇到了蒂姆，他和我想的一样。”
在乔布斯遇见库克时，后者已在供应链领域身经百战，库克曾在IBM 和 Compaq （康柏计算机公司）工作，负责过IBM 的 JIT 运营，并帮助 Compaq 过渡至按订单生产的供应链模式。
随后，库克把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从100家减少到24家，并要求他们减少其他公司的订单，还说服许多家供应商迁到苹果工厂旁边。库克还把制造苹果电脑的生产周期从4个月压缩至2个月。此外，乔布斯曾把两个月的库存期缩短至一个月，但仅仅几个月后，库克就把库存期缩短到6天。一年后，库存期就缩短至两天，最少甚至是15个小时。所有的努力带来的成效就是成本降低，也保证了每一台新电脑都安装了最新的组件。
但JIT 模式也并不是百分百的完美。如果生产流程跟不上、物流出现延误，渠道就会缺货。要实现无间断生产，企业就要少批量、高频次采购，采购成本较高。同时， JIT 模式使苹果的供应链只集中在少数几家供应商，公司只能靠少数供应商来生产。
虽然苹果想要分散供应链来规避风险，但以印度市场来说，其供应链环境还是无法满足苹果的供应链速度。路透社的报道也曾指出，即使中美间出现贸易摩擦，苹果的供应链却反而愈来愈依赖中国。
“Make in India” 灵不灵？
在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市场，苹果打不过一众中国厂商，iPhone在当地市场的占比只占个零头。
因为在印度本土手机市场中，普遍充斥着千元机，而iPhone高昂的价格并不是大多数当地用户可以承担的。
但苹果仍没少在印度做努力，在当地降低部分手机价格以促进销量，还想要在印度开设线下店。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在印度高端手机市场的表现还算稳定。5月8日，调研机构IDC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Q1，在印度高端手机市场（售价高于500美元）中，苹果的市场份额为62.7%，仍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在700至1000美元价位间，iPhone 11的出货量占据了68%的份额。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在当地设厂以搭建本地产业链，促进手机本地化制造，也是煞费苦心。近几年，印度逐年调高进口关税，可谓是“逼”得手机厂商不得不在本地建厂。
今年2月，印度又再度提高电子产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对进口智能手机征收的关税额提升至20％。
高进口关税也是众多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建厂生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苹果当然也不例外。iPhone本就价格高昂，若不能通过实现本地制造，压低生产成本，将更难以在当地市场提高竞争力。
苹果自然不会放弃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公司若不想承担高关税，那么留给苹果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在当地建厂。
当然，印度也给出了外资在当地建厂的激励政策。3月，印度政府推出了针对大规模电子制造商的“生产激励计划”（PLI，Production Incentive Scheme）。PLI计划通过向公司提供激励措施，以促进该国的制造业发展。并在手机制造和特定电子元件领域吸引大量投资。
据《经济时报》援引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希望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分得更大份额。PLI计划就是为了解决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面临的劣势。
该政府高级官员看好这一举措，他表示，在这种激励措施下，预计印度手机出口到2025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在2019年至2020年间，这一数字为30亿美元。
但PLI同样也为企业设下了一定门槛。为了利用印度政府的PLI计划优势，苹果要确保在今年至2025年间分阶段生产价值至少100亿美元的iPhone。但据报道，苹果每年在印度销售的iPhone价值约为15亿美元，而印度本土生产的iPhone价值不超过5亿美元。
时隔一个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又推出了总计达4800亿卢比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以推动电子制造行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电子制造集群2.0计划、促进电子组件制造计划以及促进半导体制造计划。
在这三项激励计划中，有4000亿卢比将用于与生产制造挂钩的奖励。从今年8月开始，印度政府将对手机和指定的电子组件，例如印刷电路板、光敏聚合物膜和组件的增量销售给予4%至6％的奖励。
而在四年时间内获得的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卢比以上的手机制造商们，可以在头两年额外获得6％的奖励，接下来两年获得5％的奖励，并在第五年获得4％的奖励。
给出的奖励诱人，但同样也要满足印度政府设定的销售额目标。符合申请条件的公司，其产品增量销售额在第一年应达到400亿卢比，到第五年结束时总共达成2500亿卢比的销售额。
苹果距离达成这一销售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同时，印度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研究机构TechArc的创始人Faisal Kawoosa说，“印度还没有准备好能支持任何大规模生产的生态系统。从技术到辅助设施的生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削弱了任何想要做大、且要布局长期计划的人的信心。”
《金融时报》前驻中国香港分社社长Rahul Jacob表示，印度政府正在集中可使用的土地资源，但仅有土地，还是不大可能吸引大公司将工厂搬迁至印度。
他说：“生产线和供应链之间的粘性比人们所知的要更强，很难把它们一分为二。中国提供的是完整的基础设施，如大港口和高速公路，顶级的劳动力以及精密的物流系统，这些都是满足国际公司运营遵循的严格交付期限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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