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青年（愤怒青年陈子龙）01、
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笼罩在无边的烟雨和寒意中。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称为云间绣虎的陈子龙三十八岁，正值文思泉涌、体态轻健的壮年。其时，为了躲避清军追捕，他已在人迹罕至的四明山深处隐姓埋名好几个月了。
花落伤春，雁鸣悲秋，这原是中国文人最自然的冲动，何况值此国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穷之际呢？这年春天，陈子龙时时伫立在隐居的茅屋门前，如梭的细雨中跳入他的眼帘的，是无情的狂风急雨打落的缤纷落英。
睹物伤情，陈子龙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词作中最为缱绻与伤感的一首，这便是后人广为传诵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四明山】
02、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做文化的精灵在作怪。
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虽然取消帝制，但王朝更替在首尾相衔地继续。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另一佐证的还有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生命中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
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与王国维、茨威格相较，陈子龙和他们有最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处于这种文化“衰落之时”。
不过，陈子龙和王国维、茨威格仍然有相当之区别，那就是王国维和茨威格本质上是地道的文人，当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被突然的变故强行推离熟悉的既定轨道时，他们选择了结束自我生命来作最后的消极抗争。
陈子龙不同，在这个被认为是晚明最重要的诗人和词人的身上，纠合了江湖侠士、风流文人、能员干吏等多重性格，而这些性格组合起来的，是一个近似于愤怒青年的陈子龙。
【冯绍峰扮演的陈子龙】
03、
晚明几十年间，文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时代相比，发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个性的张扬。
个性的张扬可分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纵情甚至滥情于醇酒妇人，已成为文人们身体力行的时尚；其二，好谈国事，动辄对时政提出尖锐甚至鲁莽的批评。
因而贴近三百年来的诸种史乘，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晚明文人那奇异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他们时而块然独坐，忧愤百集，大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之仁人志士的襟抱；时而却又排闼直入青楼深闺，狂喝烂饮，迹若癫狂。
倘若以传统的道德准则来验诸他们的行径，我们很可能感到深切的迷惑：他们到底是好人在经常干坏事，还是坏人经常在干好事？
考诸前代，中国文人向来有君子不群不党的传统。依凭古典的规范，一个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纠集党群的，只有搞阴谋的小人才会结党营私。
这种观念到了晚明，已经不再为文人们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体现晚明文人精神气质的就是结社。因此对愤怒青年陈子龙的剖析，必须从晚明——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最大和最具影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说起。
1610年，即万历三十八年，陈子龙还是一个两岁的幼儿。这一年，致仕官员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讲学，讲着讲着，他的话题渐渐偏离了诗书，转而批评时政，说到激动处，这位六十岁的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再也讲不下去了，听众须发皆张，涕泗滂沱。
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这座叫做东林的书院里并不鲜见，从这座书院开张的那一天起，集合在东林旗下的文人就从来没有只停留于学术和文章的探索，他们更愿意关心时事和抨击政府，对艰难时局下如何救亡图存发出大多数时候都与朝廷相左的声音。
换言之，东林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人士子切磋时文或诗词歌赋的文学社，而是力图缔造成一个能够影响朝廷决策的政治小团体。这座由常州知府欧阳东风资助，在原龙城书院遗址上修缮起来的书院，由傍河而起的几十间房屋构成。由于声名日隆，前来求学者渐众，东林的许多弟子都借住在附近的寺庙中。
东林书院的大门上，镌刻着一副由顾宪成亲自撰写的对联，即便是对普通中国人，这副对联也是如此声名远播，乃至于三百多年后，许多人只知此联而不知顾宪成和东林为何物：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
04、
东林党人对时局的关注与有时近乎耸人听闻的批评，取得了两方面的效果：其一，当政者对其心生不满，渐渐恨之入骨；其二，在野士人或不得意的官员趋之若鹜，这些慕风羡义而遥相应和并以东林党自居者，其中自然有很多真正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但是也不乏投机取巧、企图以东林为跳板进而奇货可居的奸佞中人。
也就是说，当东林党的领袖们为了扩大自身实力而对投怀入抱者不分良莠地一概吸纳时，注定了这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松散政治组织。后来东林惨遭清洗，甚至为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东林党人，诸种历史的蛛丝马迹表明，这个政治团体在忧国忧民的旗帜下，的确吸附了一大批相对具备政治操守的忠贞之士，他们不愿像历代文人那样囿于学术文章，而是力图经世致用，希望在林泉而影响庙堂，也的确做过一些正义之事；但是，在他们高标政治道德与政治操守的同时，往往矫枉过正，有政治洁癖的嫌疑。
东林党人当政期间，其所作所为，与他们在野时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概括起来，东林党人当政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只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除了任用孙承宗督师山海关，客观上延缓了清军入关外，另外两件事均使东林党和他们曾经尖锐批评过的其他政治利益小团体一样，陷入了党派之争的泥沼却乐此不彼。
其一，大量起用和提拔自己人。其二，在发展己方小团体力量的同时，排斥异己，打击其他政治小团体。这种显而易见的非正当行径，却被东林党人视若当然。
在一批相对正直的东林党领袖眼里，似乎只要目标是高尚的，则实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不加选择。
东林党人如此施政的结果，使相当多的其他团体官员和中立派为了寻求保护，从而投奔到正在崛起的阉党领袖魏忠贤旗下。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的受重用和魏忠贤的受恩宠，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也是天启初年帝国政治中最具特色之处。
这两个最重要的利益集团，当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增多时，双方都失去了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耐心和可能，就像两个互相睥睨的巨人，必须用决斗的方式解决水火不容的对立，直到其中一方完全倒下。
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完全非其对手，最后不仅杨涟和左光斗等人横死狱中，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东林党也从此失去了执掌帝国政权的机会。但东林党人和阉党及其余孽之间的派系斗争，却一直在延续，从天启到崇祯，再到南明，直到大明余绪的彻底灭亡，这一斗争才划上了句号。
【影视里的柳如是】
05、
东林党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一败涂地，却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之，当东林党式微之后，另一些士人纷纷选择了结社的方式，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复社，而复社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张溥和陈子龙。
张溥是江苏太仓人，自小嗜学，他读书时必亲手抄写，抄毕再朗诵一遍，诵完即焚，再抄一遍，再朗诵，再焚，如此达六七轮。顺理成章，他也因这种令人惊讶的苦读而博览群书。
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背景下，像张溥这种口吐锦绣、腹藏珠玑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济世之才自许，他们所设计的好运人生，就是寒窗苦读后，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以至出将入相。
但事实上，读书多并不等于就有治国能力，更不等于君王就会赐给你治国平天下的权柄。因之，张溥虽然不到三十岁就高中进士，但只出任过庶吉士这种可有可无的闲散官职，与他的政治理想无疑判若云泥。是故，他很快就以葬亲乞归，回到故乡太仓，在杏花春雨的江南继续读书作文。
就像大多数怀瑾握玉的文人一样，当闻达于君主、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另一些途径实现自我价值。
张溥成长之时，正是东林党人因遭受阉党打击而日渐式微之际。虽然与东林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渊源，但当“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时，张溥顺理成章地把江南地区众多的小社团合并为一体，号称复社，明确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
复社成立后，在张溥的主持下，一共搞了三次大的活动，也就是三大聚会，即尹山大会、金陵大会和虎丘大会。以虎丘大会为例，这次大会不仅在复社历史上规模最大，也被普遍认为是有明三百年间从没有过的盛举。
大会之前，张溥遍撒英雄贴，邀请各地士子。当天，来自于江苏、浙江、安徽、山西、两湖和福建等地的士子多达数千人，虎丘寺的大雄宝殿里坐满了人，连大殿外的生公台和千人石一带也成了会场，围观者更是不计其数。
参加大会的士子，争相把复社二字写在船头高挂的灯笼上，以自己身系复社成员为荣，就连不相干的士大夫家里也都在灯笼上写了复社名号，不但自己用，亲朋好友也借去挂几天，一时间整个苏州城到处都能看到复社字样的灯笼。最离奇的是，太湖的水贼，也打出复社的牌子，以逃避官兵追捕。
当东林党衰落之际，复社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横空出世，确实非同寻常。然而，张溥等复社要人虽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但究其实质，复社的政治影响完全不能和东林党相比。
换言之，复社更大程度上不过是文人的雅聚而已。秦淮纵酒，金陵放歌，虎丘论文，虽然人多势众，但既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供他们施展经世抱负的政治舞台。
当他们酒酣面热之际高谈国是，不过是文人骨子里一次次轻狂的放浪形骸，不仅对艰危的时局了无益处，反而授反对者以口实。当他们因其座师周延儒的关系而卷入一场场尔虞我诈的政治路线斗争时，这个自命清高的文人社团事实上也正在落入污秽的大地。
【苏州虎丘】
06、
后来因文字罹祸而惨死的学者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其时，大明灭亡已经将近十年了。多年以后，当戴名世回首晚明政局时，他对东林党和复社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在他看来，把弘光的一年而亡完全归之于弘光昏庸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更接近于：东林、复社这些党人一天到晚高谈大义而不能有任何真正有效的行动，这些好名沽直的家伙对南明的覆亡要负重大责任。
戴名世的这一观点，固然不无其义愤之处，但也大抵指出了事情的部分真相，只不过，在他所批评的东林和复社诸君子中，也并非全都是以风节相持而事功甚疏之人，比如陈子龙。
甲申之变不可抑止地到来时，晚明大词人陈子龙此后的岁月都交付给了破碎的山河，他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和文人，而是一个忧时伤遇，一再对日非的时局提出强烈批评，最终奔走于江湖之上，为反清复明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愤怒青年。
陈子龙晚年——用晚年一词也许有些不准确，因陈子龙虚岁也只活了四十岁，或许说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更恰当——缠绕在他心头最令他挥之不去的事情有两件：
其一，不用说，乃是对业已灭亡的大明帝国的无限缅怀；
其二，乃是对早年曾经深深相爱过的一个女人的深切怀念。这两重怀念，从他晚年的词作中不时可以看出端倪，诸如：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然而，造化弄人，当陈子龙满怀愁绪地怀念起这多年来最令他牵挂的两种物什时，它们其实都已经离他而去：他一腔热血为之倾洒的弘光朝廷不复存在，复兴大明的理想终成画饼，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寄身于深山老林之中，以躲避日渐临近的追捕和审判。
至于那位十多年前曾和自己有过一场轰轰烈烈而又甜甜蜜蜜爱情的女子，此时已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她崇拜多年、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晚明文坛领袖，而这位文坛领袖在清军攻陷南京后，立即率先投降了清朝，从此成为时人讥讽的两朝领袖。
此领袖，便是后来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而那位女子，便是香艳到如今的柳如是。
陈子龙与柳如是初遇时，陈子龙二十四岁，一个风华正茂的好青年，柳如是只有十四岁，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
从柳如是留下的画像和当时与她交往的文人留下的文字看，柳如是身材娇小，结束俏丽，然而生性机警，有胆略，加上知书善乐，分韵作诗，顷刻而就。因此，当被赶出家门而不得不落入青楼的柳如是高张艳帜时，一时间当地士子纷纷以能与之交结为幸事。
大学者陈寅恪晚年足疾加失明，却以半废之身写下了一部八十万言的巨著，这就是《柳如是别传》，以如此篇幅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借用陈寅恪本人的说法，乃是要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柳如是身上，确凿无疑地传达出了晚明时代当世风日下时，来自于一个奇女子身上的那种独立自由的人格。许多年以后，当甲申之变来临，当国家鼎革之际，柳如是曾劝夫君钱谦益自尽殉国，钱谦益当然不想死，在柳如是的一再要求下，他方才跳进水塘，一会儿却从水塘里起身上岸，向柳如是诉苦：池水太冷。
《明史》评价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他为人则慷慨任侠，尚气使酒。概括地说，陈子龙兼具精通五经的读书人、七步成诗的风流才子和胆识过人的江湖豪客诸种性情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可谓首屈一指。
对柳如是而言，堕入青楼是迫不得已，她是一个以文才自负的奇女子，当然不愿意在卖笑生涯中度过短暂如春花的人生。在和众多风流士子的交结中间，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和一位如意郎君结下百年之好，而这位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在她心里，非陈子龙莫属。
然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两人真正相爱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春天和一个秋天，一共也就五六个月的样子。两人后来不得不劳燕分飞，原因有三：
其一，陈子龙与柳如是相爱时，早已娶妻张氏，并育有两个孩子。虽然纳妾或狎妓在彼时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张氏对此却特别反对；
其二，陈子龙经济并不宽裕，而柳如是自小生于锦衣玉食之家，花起钱来从来都是大手大脚，陈子龙渐渐不堪承受――原来，浪漫的爱情必得有坚实的物质作基础；
其三，柳如是不拘礼法，天真烂漫，除了与陈子龙相爱外，还与当时的众多名士有所往来，陈子龙却是一个行事有底线的读书人。
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这对恩爱的小情人最终只能洒泪而别。在陈子龙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爱情的破灭无疑当头一棒。这似乎在提醒这个豪放的年轻人：世路艰难，汝好自为之。
陈柳二人分手后，都写下了不少怀念对方的诗词，这些诗词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愁绪满怀，难以排解。只不过，当当事者深情地依凭一纸短笺怀念依稀仿佛的旧时爱情时，就像人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这些爱情已经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了。
【陈子龙作品】
07、
我们之所以把陈子龙用现代语言定位为愤怒青年，乃在于他身上不仅有多情善感的一面，更在于他有感时伤遇并企图力挽狂澜的一面。
当爱情离去之时，陈子龙只能与诗书为伴。崇祯十年，中进士，旋即被任命为绍兴推官。推官是负责一个府的刑狱事务的官员，约略相当于地级市的法院院长，对志向远大的陈子龙来说，这样的职位当然不能满足他对前程的渴望。
不过，他也明白，按照帝国多年来的规矩，像他这种通过科考而出身正途的官员，只能从这种低职位上不断历练，然后才有可能沿着既定的官阶拾级而上，最后要么成为封疆大吏，要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
绍兴推官任上，陈子龙兴致勃勃地恪尽职守，但不久就因一起突发事件而搞得心情抑郁。
绍兴下辖的东阳县，有个叫许都的官宦子弟，与陈子龙是朋友。陈子龙认为此人是干才，曾向上级推荐，上级却不屑一顾。不久，许都因得罪东阳县令，被县令诬为聚众谋反。许都一气之下，真的就集合了门客和追随者，接连攻下三座县城。
朝廷慌了，忙派出左光先率军镇压。当是时，陈子龙被任命为左光先手下的监军。陈子龙提出，他和许都有旧，愿意前往说降。果然，经过陈子龙一番耐心的说服，在保证只要投降、就不会被处死的前提下，许都果然遣散追随者，向左光先投降。
但左光先却不顾陈子龙的一再劝告，坚持把许都处死。正当陈子龙为没保住老朋友的性命懊恼不已时，朝廷诏命下来了：因定乱有功，陈子龙被提拔为兵科给事中。
旧交的鲜血染红了自家的官帽，给陈子龙这种慷慨任侠的磊落之士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无比的尴尬和羞愤。
因此，陈子龙不肯赴任，以此作消极抗议。等到他终于说服自己，打算前往赴任时，一个惊天动地的噩耗突然从京师传来：大明帝国业已灭亡。
从陈子龙在明亡后写下的众多怀念家山故国的诗词看，这个具有江湖豪杰气质的青年才俊对大明帝国饱含赤诚。当李自成农民军北伐进抵山西境内时，他与好友夏允彝曾经动议过一件规模宏大的事情：他认为，既然由南京通往北京的陆路，由于河南和山东均已被农民军阻断，那么或许可以组织船队，由长江进入大海，再由海路抵达天津，进而增援北京。
但就在他和夏允彝等人筹划此事时，他被调往东阳镇压许都造反，许都之乱平定后，天崩地坼的巨变已经发生，“忽闻神京沦陷，先帝升遐”。
在“饮血崩心，呼号无地”之后，陈子龙离开绍兴前往南京履新，出任兵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由于是言官，负责兵部的监察工作，因而也有相当权力。陈子龙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不到十个月就匆匆辞职，辞职的原因简单而无奈：偌大的南京城，他看不到这个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前途何在。
短暂的兵科给事中任上，陈子龙做了两件事——说是做了其实有点勉强，应该说是他想做而最终并没有做成：
其一是上疏请求弘光“慎名器”。弘光政权笼络重臣的手段就是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属于不折不扣的滥赏。陈子龙严厉批评了这种滥赏的弊病。
其二是上疏弘光，提请朝廷加强长江防务。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收复，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首先要保住江南，要保住江南，就必须守住长江，要守住长江，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是当务之急。
然而，醉生梦死的弘光对陈子龙这种低级官员的话根本不可能听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毫无兴趣；而擅权的马士英等人，此时正忙于巩固己位，消灭异党，更不会去理会一个刚从外地调回京城的小官员的喋喋不休。
【只使用了两年的弘光通宝】
08、
愤怒青年的意思，是指陈子龙骨子里那种尚气任侠的性格和直言批评时局的精神。当他渐渐看清弘光朝廷完全不可能实现中兴的理想时，他对继续留在兵科给事中任上已慢慢失去兴趣和信心。
不过，在选择辞职之前，他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再一次上书弘光。奏章里，陈子龙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政者：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船已经漏水了，你们还在歌舞升平；房子已经着火了，你们还在醉生梦死。
这种激烈的批评被送进九重飞檐托起的深宫，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海洋，看不到任何反应。
陈子龙完全失望了，1645年早春二月，当南京还是一派乍暖还寒的萧索时，陈子龙辞去兵科给事中之职，带着一个仆人，坐上一辆驴车，抑郁无比地离开了南京这个六朝金粉之地。
夏允彝既是陈子龙的老乡和同年，也是复社同仁，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当陈子龙打算组织一支船队，由海路救援北京时，夏允彝第一个站出来响应。夏允彝的儿子比他的名气更大，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夏完淳，而夏完淳，则是陈子龙的学生。
夏完淳早年即被誉为神童，他随父亲和老师起兵抗清失败后遭洪承畴处死时，只有区区十七岁，换在今天，还是一个上高中的懵懂少年。
夏家父子和陈子龙在南京时经常来往，夏完淳所作诗文，也都要送给老师陈子龙点评。有一次，夏完淳给陈子龙送来的是一篇批评时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夏完淳痛斥当时南京文恬武嬉，不知祸之将至。
在历数了种种流弊后，夏完淳批评了两个着奇装异服的人，认为如此服饰，简直就是亡国的征兆。古人一直坚定地相信，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而这妖孽，有时是靡靡之音，有时是灾异祸事，有时是奇装异服。
这两个被痛斥的人，一个是才子加政客阮大铖，一个是陈子龙的旧情人柳如是。夏完淳对阮、柳二人奇装异服的批评，于今看来，有嫌偏激之处，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国家移鼎，朝廷偏安一隅，身为国之重臣的阮、钱要么自己奇妆，要么听任妻妾异服，于是在义愤的少年英雄眼里，这都是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征兆，他们必须对国之将亡的大悲剧负责.
事实上，柳如是的装束与钱谦益称职与否是两回事，但古人喜欢把所有问题都付诸于道德，可以称为泛道德化。
读罢高足的作品，对高足所痛斥的旧情人，陈子龙心中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悲耶？泣耶？痛耶？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久远的人和事仍然能让千百年后的来者牵肠挂肚的深层原因。
总而言之，国事已然不可为，旧情人和政敌出双入对，如此这般的南京对心志高远，常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的陈子龙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选择离开，况且，他还有九旬的祖母需要供奉。
陈子龙悲愤地离开南京仅三个月，清军铁骑渡江，弘光政权土崩瓦解。又过了两个多月，他的好友夏允彝“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但接二连三得到的却都是好友们先后自杀或是被杀的噩耗，绝望中，夏允彝从容写下绝命词，投水自沉。
如同夏允彝一样，陈子龙也曾经考虑过自杀，但他家里尚有九十岁的祖母，古人爱说一句话，那就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于陈子龙而言，生和死的确是一个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削发为僧，出家于嘉兴的水月庵。不久，风声渐紧，他又逃往四明山中，并留下了本文开头引用过的那首情意深长的词。
此后，老祖母安详辞世，陈子龙再无牵挂——在古人看来，除了自己需尽孝道的父母长辈可以成为自己的牵挂外，妻子则无关宏旨，可以忽略不计。
就在这时，鲁王监国于福建号召远近，派人间道找到陈子龙，希望他联络太湖水盗，以此为根本组建一支反清武装。陈子龙答应了。但由于机密泄露，清军到处捉拿陈子龙，陈子龙的复出无异自投罗网：他的仆人茅太向清军告密，陈子龙作了清军俘虏。
陈子龙被捕后，和负责审讯他的清军将领陈锦之间有一番对话。陈子龙押入审讯室，直立不拜，神色不改。陈锦喝问他：你为什么不薙发？陈子龙说：留此见先帝于地下。陈锦又问：你的同谋何在？陈子龙回答：文天祥只有一人。
鉴于陈子龙既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又是深孚人望的抗清头目，清军把他当作重犯由松江押往南京。当那只防范严密的木船行进在运河上时，他趁看守士兵一时疏忽，纵身跳进了急浪滔天的江中，看守士兵急忙伸手去抓，想把他拉上船，但陈子龙反而把这个倒霉的士兵紧紧拽往水中，二人同归于尽。
才子加愤青的陈子龙就以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是年，陈子龙虚岁四十。陈子龙的投水之地，恰好是他的故乡松江。一个毕生渴望远方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最终绝望地死在了故乡，这更像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上海松江，陈子龙的故乡】
09、
陈子龙虽死，但清军仍对他施以戮尸的惩罚，至于他的天姿聪慧的学生，也在陈子龙身后被捕。
夏完淳被押往南京后，负责审讯他的是洪承畴。洪早就知道夏完淳是著名的江南神童，又见他小小年纪，于是有心劝降，他温言对夏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必是受人指使，只要归顺大清，不仅免你一死，还有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审讯他的就是洪承畴，回答说：我朝有个人叫亨九先生，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年纪虽小，杀身报国，又怎肯落在他之后？亨九是洪承畴的字，他听罢夏完淳的话，知道夏在讽刺他，大为尴尬。
手下那帮如狼似虎的蠢吏们却认真地告诉夏完淳：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痛骂道：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先帝曾亲自设祭，你们怎敢冒充先烈？洪承畴汗出如浆，审讯匆匆结束。
1647年九月，虚岁十七的夏完淳在南京被处决。之前，他在家乡松江被俘时，写下了一首类似于绝命诗的作品，题为《别云间》——云间，也就是松江的古称。这首诗，庶几也可看作夏氏父子和陈子龙两代文人生命的绝唱：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夏完淳与其父】
10、
与陈子龙分手后，一代才女柳如是后来嫁给了大学者和高级官员钱谦益。康熙三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毕生官场、情场、文场三场得意。
钱死后，族人向柳如是追逼遗产，柳如是被迫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七岁。是时陈子龙已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繁华事散，烟消云隐，只有陈子龙和柳如是当年留下的作品，以及史书里几行寥寥的文字，还能让人大体复原三百余年前那桩才子佳人的凄婉情事。伴随着这场凄婉情事的，则是大明江山的彻底易帜，和大清三百年的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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