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整失联达13年之久的张骞重新出现在长安城时，汉武帝明白，属于大汉帝国的光辉时刻，即将徐徐展开了。
此前，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5岁的张骞带着汉帝国“断匈右臂”的使命，试图前往西域联合月氏部落抗击匈奴，在经历被匈奴长达十多年的软禁后，逃脱控制的张骞又继续西行，最终继续游历西部，在历经13年的旅程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历经千辛万险的张骞终于归来，并为大汉帝国带来了大量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史称“凿空”西域。
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个后来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地理区域，开始进入了汉民族的恢弘视野之中。当时，从汉帝国首都所处的关中盆地西行越过陇山（六盘山），如果要进入西域，就必须要经过一个夹在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狭长走廊，由于这个走廊地处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为河西走廊。
从地理上看，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古玉门关一线，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是一个东西长约 1000 公里，南北宽几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的“大夹缝”。
▲河西走廊示意图
张骞归来后五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出击陇山（六盘山）以西，首次将河西走廊纳入到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之中，随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随后，西汉帝国又派遣“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同时往河西地区“徙民以实之”，在中华帝国史上首次大规模开发河西走廊。
对于河西走廊的经营，也为中华帝国打开了一扇空前的战略窗口——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受限制于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当时汉民族向东是茫茫的大海，向北是戎狄所处的蒙古高原，向西南是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面对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向西北方向究竟是怎样的世界，一直是中华先民积极探索的心中疑惑，而在夺取河西走廊、凿空西域之后，汉帝国建立起了一条从长安出发，经由河西走廊和新疆、中亚等西域地区，通往欧洲的罗马帝国的恢弘丝绸之路，而开拓这个史诗般探索的核心，就是打通河西走廊。
而从巩固帝国边防的角度，由于在五代十国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都是以关中平原为核心，如果要拱卫关中平原，就必须“张国臂掖”，在西北与东北地区都建立稳固的国防前线，由于在汉武帝之前，华夏族（汉民族）始终无法控制河西地区，这就使得关中平原和整个中原地区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前线，公元前771年，西戎部落就因此南下进攻西周，并在骊山杀死了周幽王，灭亡了西周。
▲河西走廊“张国臂掖”示意图
秦朝一统天下后，曾经短暂地夺取过河套平原，但也未能征服河西地区，此后，随着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秦汉时期迅速崛起的匈奴夺取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区，当时，匈奴人经常从漠北南下侵略汉帝国，匈奴人还将休屠王、浑邪王、折兰王、卢胡王等多个强藩安插在河西走廊，直接威胁到了汉帝国首都长安和整个关中平原的安危。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人更是集结14万大军从河西地区东行南下，兵锋甚至逼近距离长安城仅有80公里的郊外。
由于河西地区对于拱卫整个关中平原和中华帝国意义重大，并且向北可以阻断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向南则可以阻断青藏高原的羌人与之联合东侵，因此，古人早就有关于河西地区“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的重要阐述，明代名臣杨一清更是指出：“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由于河西地区位处中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锋的最前线，也因此，河西地区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兵马奔驰，殆无虚日”的战略要地。
汉帝国夺取河西走廊后，迅速打开了连接欧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并形成了张国臂掖、夹击匈奴的有利战略格局，而失去了包含祁连山在内的河西地区丰美草原的匈奴人，则在民歌中哀伤地感叹：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但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华帝国，与地处农耕、游牧交错地带的河西地区的纠缠和爱恨情仇，才刚刚展开。随着汉帝国对于河西地区的开垦，水草丰美、东西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很快就成为了汉帝国的军马蓄养基地，而一直到今天，位处河西走廊中部、面积达329万亩的山丹军马场，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马场。
通过河西走廊的拱卫和屯垦开发，在汉帝国的打击下，“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西汉宣帝时期，郑吉更是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管理西域西域南、北道诸国，并成就了后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豪情。
▲河西走廊位处中国地理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连接地带，地势险要
在西汉、东汉帝国连续三百多年的开发下，当时被称为凉州、雍州地区的河西走廊粮食充裕、兵马强盛，后来还演化出“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民谣，鉴于河西地区的兵马强盛，对此早在东汉安帝永和4年（公元110年），大臣虞诩就不无忧虑地指出，凉州多英雄豪杰，如果这些人与羌胡联合起来“席卷而东”，东汉中央军恐怕将难以抵挡。
虞诩的担忧在七十多年后最终成为现实——公元185年，河西的凉州叛军首领韩遂率领数万铁骑大举东进，“入寇三辅”（长安），使得“天下骚动”，为此，东汉朝廷不得不启用董卓等西凉将领前往御敌，但结果就是公元189年，军阀董卓却率领被称为天下精兵的凉州兵进入东汉首都洛阳掠夺了政权，由此开启了动荡近400年的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大乱世。
从董卓开始，以河西走廊为大本营的凉州武装集团逐渐发迹，并最终演化成为后来在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王朝都把持朝政的关陇集团，成为影响中华帝国近千年历史的地理发祥地。
汉末三国时期，当时曹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西晋大乱世期间，凉州刺史张轨治理下的河西地区却井然有序，但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前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五个割据政权，在兵荒马乱冲击之下，河西地区又连年“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在这种情况下，此前经历西汉、东汉和曹魏、西晋三百来年移民治理，汉人逐渐占据多数的河西地区，汉人逐渐丧亡、逃难殆尽，此后，匈奴人、氐人、鲜卑人先后进驻河西走廊，此后，游牧民族再次登上了河西走廊的民族大舞台，史书记载，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北魏崛起后，又控制了河西地区，并强迫当地的豪强和乐户、文士，迁徙到当时北魏的都城山西大同，此后，继承北魏和西魏衣钵的隋帝国又延续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其中隋朝大业五年（609年），当时年仅40岁的隋炀帝甚至率领十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巡视河西走廊，当年，隋炀帝还在汉朝时霍去病大破匈奴、作为祁连山支脉的焉支山，大会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君主和使臣，史称西域史上的第一次“万国博览会”。
▲敦煌壁画描绘的隋朝“万国博览会”
唐朝建立后，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设计擒杀了当时割据河西地区称霸的李轨，将河西地区重新收归中央统辖，在唐帝国的治理下，河西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峰时期。
当时，突厥在唐朝建立初期不断侵袭南下，加上吐蕃和回鹘不断崛起，为了应对南北的战略守卫、“断隔羌胡”，唐帝国也在河西地区布防了大量军力，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年），唐帝国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第二年，又从陇右道分出河西道，当时，河西道节度使“管兵七万三千人”，其管辖的兵力共有九军二守捉，“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形成了“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的局面，而西北地区的精兵，最终也成为了大唐帝国平定安史之乱的重点倚赖，并成为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唐代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开垦下，河西地区的农业也高速发展，到了武则天统治初期，陈子昂曾经上书说，当时河西地区仅仅甘州（张掖）的屯田“每（年）收获不减二十万（石）”粮食，并且这还是在没有完全开垦的情况下，如果完全开垦，“务穷地利，岁收三十万（石）不为难得”。
根据历史学家测算，唐代前期，整个河西地区粮食总产量可达到4.54亿斤，约合22.7万吨，在此情况下，唐代初期凉州地区“（粮食）遂斛至数十钱，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由于粮食多年丰收，当时的粮食每斛价格从数千钱跌至数十钱，到了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八年（749年），当时唐朝全国的储蓄粮食共为113.953万石，其中河西地区就占了37.175万石，河西地区所占比例高达全国的32.6%，对此《资治通鉴》记载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而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陇右，重点指的就是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地在内的陇山以西地区。
由于唐代的河西地区实在富庶，当时河西地区的粮食甚至可以充裕到来赈济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的灾荒：“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运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唐朝诗人元稹更是在诗歌《西凉伎》中写道：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
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
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
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借由河西走廊的稳定繁荣，唐帝国对外征服了突厥和吐谷浑，并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和吐蕃、阿拉伯帝国在西域进行着长期争霸，这一时期，路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文化、宗教传播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敦煌等地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巅峰，对此，当代学术大家季羡林评价说：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但河西走廊的繁盛，即将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戛然而止。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从河北范阳起兵叛乱，掀开了此后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不得已将布防在河西、陇右等地的精兵调走以平定战乱，对此《旧五代史》记载：
“安禄山之乱，（唐）肃宗在（宁夏）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
安史之乱第二年，公元756年，吐蕃先是占领了陕西凤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多个州；公元763年，吐蕃又攻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致使唐帝国与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失去了联系；此后，吐蕃又沿祁连山北上，于公元764年后，先后攻占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甘州（甘肃张掖）、沙州（甘肃敦煌）、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等地，至此，陇西、河西地区全部成为了吐蕃人的属地。
吐蕃人攻占陇右、河西地区后，将掠夺的百万汉人作为奴隶和贱民，当时，在河西地区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对吐蕃人弯腰低头，吐蕃者稍微看不顺眼就对汉人大开杀戒，史书记载，当时河西地区的汉人“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在吐蕃人的淫威之下，河西地区的汉人被迫易服，而这也是汉人在历史上被迫剃发易服的开始，史称“河湟之耻”。
唐朝著名诗人张籍在诗歌《横吹曲辞·陇头》中，就描写了当时河西凉州地区陷落时的惨状：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
▲河西走廊对于大唐帝国北击突厥、南御吐蕃、沟通西域至关重要
河西走廊的丧失，使得河西地区再次进入游牧化，而对于唐帝国来说，失去了河西地区的庇障，唐帝国的西北门户大开，不仅在军事上屡屡陷入险境，而且还失去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一重要通道和经济来源，由此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加速衰落。
史书在论述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的衰落时，大多论述唐帝国由于此后藩镇割据，导致东南地区的财赋难以完全供给中央，造成唐帝国的财政困窘。但从历史的另一面看，安史之乱还导致唐帝国的西北军事负担日益加重和陆上丝绸之路收入锐减，正是这种从东南和西北方向的两相夹击，最终加剧了唐朝的灭亡。
安史之乱后，当时吐蕃在势力最强盛时，甚至攻占到了距离长安城仅仅300多公里外。公元763年，吐蕃人甚至攻进了长安城，并扶持广武王李承宏当了十多天傀儡皇帝。
河西地区被吐蕃人攻陷后数十年，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趁着吐蕃势力衰弱，沙州（敦煌）人张议潮率领当地汉族人民起义推翻了吐蕃在当地的统治，随后张议潮又指挥军队平定了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河西地区十一州，并将河西地区的地图、户籍奉献给唐朝，唐廷随后决定在河西走廊设置归义军，并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先后经历了唐朝末期和五代十国，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才被李元昊所属的西夏国攻灭。
而未能收复河西走廊，在五代十国中崛起的北宋，在国防上注定是残缺不全的。
从西汉开始，中华帝国就一直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布置重兵，以实现在国防上“张国臂掖”，但北宋从建立开始，就一直未能收复东北方向的幽云十六州、以及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这就使得北宋在国防构筑上存在着重大的战略缺陷，在中原地区面对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南下无所适从，在西北则甚至被弱小的西夏所屡屡挫败。
▲由于占据了河西走廊，使得西夏对北宋的腹心构成了极大威胁
凭借着对于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的统治，西夏人也得以居高临下不断对关中平原发起了攻击，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军队又在定川寨之战（今宁夏固原西北）中大败宋军，对此李元昊更是得意地对外宣称：
“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当时，假如西夏人占领关中平原，则将可以顺势东进中原，而从关中地区沿着黄河直下，十来日航程兵锋便可直指北宋的首都开封，当时，整个“关右震动”，宋仁宗为此急得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则哀叹说：
“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由于失去了河西走廊的拱卫和当地军马的供给，这就使得北宋在战略上无法形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完整防御体系，屡屡在军事上陷入被动；并且无法像汉朝和唐朝一样，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而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这也影响到了中国首都的迁徙走向，由于关中地区没有河西走廊的屏障，因此尽管北宋建国初期，赵匡胤试图将首都从开封迁徙到长安，但都被臣子们力谏阻止。
从唐朝以后，中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沿着长安-开封从西向东迁徙，又在此后沿着杭州-南京-北京南北迁移，而这种政治中心的变迁，既有关中地区环境恶化、黄河漕运艰难等因素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因为五代十国与北宋等各国都没有河西走廊的屏障，因此关中平原从军事上来说，已经不适合立都。
为了克服这种重大的国防缺陷，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北宋军队在王韶的指挥下开始了收复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震慑吐蕃和羌人，并进而攻占河西走廊，最终目的指向消灭西夏、统一西北。
战争开始后，宋朝军队转战50多天，跋涉1800多里，先后收复了位处甘肃地区的熙、河、洮、岷、迭、宕等六州，拓地2000多里，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史称“河湟开边”。
“河湟开边”之后，北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但由于对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耗费了北宋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吐蕃的叛乱又使得北宋非常被动，对此后来主政的司马光等人一度主张放弃河湟地区，对此，曾经在河湟地区任职四年的将领孙路，带着一份边关地图当面质问司马光说：
“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
孙路的意思是说，如果放弃已经到手的河湟地区，那么关中地区就很危险了，当初唐朝就是因为失去河湟，导致吐蕃经常入侵陇右、关中地区，因此如果你放弃这些领土，那么敌人的入侵就会更加便捷，实在后患无穷。
但随着金兵的南下，北宋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也岌岌可危，靖康之变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已经无力护卫河湟地区的南宋最终彻底放弃了河湟地区，从此南宋只能依赖陕西汉中和四川来构筑西部防线。
蒙古人崛起后，西夏保义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夏献宗没有履约为由，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西夏发起进攻，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蒙古灭夏战争中去世，当年，西夏最终投降，而蒙古人则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对西夏展开了大屠杀，以防止党项人卷土重来控制河西地区。
此后，倚赖着对于河西地区的控制，1247年，蒙古人又迫使吐蕃人在河西走廊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会盟，将藏区正式纳入版图，1252年，忽必烈又以河西走廊为桥头堡，集结10万大军，绕道川藏地区的迂回穿插上千公里，远程奔袭云南攻灭了大理国，由此形成了对南宋的南北夹击态势，最终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蒙古先是攻灭占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取得了南下的地理优势
明朝洪武元年（1368 年），明朝大将徐达攻克了大都（北京），尽管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但河西地区的蒙古势力仍然存在，为了巩固西北，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明军在甘肃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县北）大破残元猛将扩廓帖木儿，此后由于没有派兵驻守，河西地区仍然为残元势力掌控。
为了达到彻底光复河西走廊的目的，在平定辽东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后，明朝先后在河西地区成立了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五卫、肃州卫等九卫三千户所，为了驻守河西地区，明朝初期仅仅向河西走廊的军事移民就达到了二十多万人，从而使得自从汉末三国乱世后，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入主的局面，转变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人口格局，并形成了以汉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回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文化、藏族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多元鼎力，交相辉映的格局。
对此，大明王朝对于光复河西走廊、经营西部国防可谓居功至伟。
▲明朝经营河西走廊更多是防御为主
但蒙古人并不死心。
就在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不久，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在中央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的蒙古后裔帖木儿决定率领20万大军，出兵河西走廊东征明朝，但帖木儿出兵后不到三个多月，就在1405年2月死于进军途中。
而对于大明帝国来说，由于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相继阻断，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也失去了进展的空间，因此明朝军队在东进至今天新疆哈密一带后，也停止了西进的步伐，此后，明军甚至放弃了敦煌等地，防线退回到了嘉峪关一带。
对于东西方的政权来说，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裂，加上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崛起，因此，河西走廊对于东西方帝国的意义都有所下降，而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更多是变成了国防意义，其沟通西域的经济意义已经基本消退。
中华民族进取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
清朝建立后，蒙古准噶尔部落也逐渐崛起，并于1678年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先后消灭位处新疆南部的叶尔羌汗国，以及征服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后，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汗国又追击其他蒙古部落进入内蒙古境内，兵锋直指清朝核心，致使北京震动。
随后，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击败了准噶尔部落的入侵。为了达到向西攻克准噶尔汗国的战略目标，随后清廷又以河西走廊为跳板，在河西地区大规模移民屯垦，为进击盘踞今天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准噶尔汗国做准备，此后经历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近70年努力，最终在1759年，清廷彻底平定了天山南北地区，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瓦解了准噶尔汗国。
▲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以河西走廊为战略出击点
准噶尔汗国虽然平定，但河西走廊作为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区的复杂矛盾，却并未消失。
太平军之乱（1851-1864年）期间，1862年，陕西甘肃地区的游牧回.民由于与农耕汉人长期存在土地纠纷，加上当地官绅的诬陷欺压等原因，最终导致陕甘地区大乱。
在此背景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1865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趁机入侵新疆，并于1867年（同治六年）在新疆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史称“阿古柏之乱”。
当时，整个西部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大有全部脱离清廷统治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在参与平定太平军之乱后，1866年，左宗棠奉命出任陕甘总督，最终历时七年之久，于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平定了陕甘叛乱。
在1851-1864年耗时13年才平定太平军，随后又耗时7年才平定陕甘地区后，加上中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捻军叛乱，当时清廷已经是千疮百孔，财政上难以再继续平定西北，于是，李鸿章等人甚至提出应该放弃河西走廊和新疆等西部地区。
对此左宗棠愤怒地反击说：
“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
左宗棠说，汉唐的强盛是建立在对于西北的经略之上，假如没有西北，则中国内地也将不保，在经历与李鸿章等人的激烈辩论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最终决定支持左宗棠从河西走廊出兵。收复新疆。
考虑到清廷的财政窘境，左宗棠也在河西走廊做了为期长达两年的准备，并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就在平定陕甘叛乱后两年，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河西地区的肃州（甘肃酒泉）祭旗，正式出兵新疆。
▲左宗棠率领湘军以河西为基地，最终收复新疆
随后，左宗棠指挥的湘军击败了阿古柏的叛军，光复北疆。为了光复南疆，光绪六年（1880年），已经68岁的左宗棠，顾不上“衰朽之躯”，命令2万军队继续挺进新疆伊犁附近，当年4月18日，他亲自率领1000多亲军，从肃州（甘肃酒泉）大本营西向挺进新疆哈密就近指挥，为了表示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他甚至命令士兵们给他运了一口棺材随军出征。
对于自己的这次抬棺出征，左宗棠说，他不以出塞为苦，虽然不能与年轻人相比，但他“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在给朋友刘典的信中，左宗棠说：
“国家当（此）天下纷纷时····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
就在左宗棠从河西走廊抬棺出征新疆的第二年，湘军在歼灭其他残余分裂势力后，最终于1881年，以大军压境助力清廷谈判，又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了伊犁地区，至此，新疆全境基本光复，而其平定的基础，正是以河西走廊为跳板和大本营。
至此，尽管历经后续百来年的动荡，但河西走廊最终稳固地成为了中华民族巩固西北边疆，张国臂掖，拱卫中原，打通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一部河西走廊激荡两千多年的风云史，至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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