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的故事(周总理说连他都不信还能信谁,差点没入选元勋)

  钱三强的故事(周总理说连他都不信还能信谁,差点没入选元勋)

  1999年5月5日,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先生发表了长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在这篇文章中,张老饱含深情地描绘出了一幅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像图,感动了无数中华儿女。

  国防科委副主任、聂帅之女聂力读了文章之后极为激动,建议为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授勋。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决定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

  两个多月后,一份21人的“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在大会上首次披露。85岁高龄的张老亦应邀到会,他发现名单上没有钱三强……

  看到此处,相信大家心中产生了不少疑问。比如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弹之父”为何没有出现在名单中?钱三强曾为两弹事业做出过哪些贡献?张老看到名单后反应如何并起到了什么作用?下文笔者便和大家一起回溯时光长河,挖掘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秘故事。

  钱三强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钱三强生于1913年10月16日,父亲钱玄同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徐瑁贞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钱三强未满周岁时,钱玄同就把家搬到了北京,正如他的同乡蔡元培、鲁迅等人一样。几年后,钱玄同也因主张汉字改革、提倡新文化运动成为了名动全国的大学者。

  钱家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钱三强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自幼受到了很好的文科教育。不过,上了高中之后,钱三强发现自己对理科的兴趣高于文科。钱玄同是一个开明的家长,他认为只要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无论文理都是一样的,因此他支持钱三强去考北大理科的预科班。

  1932年,钱三强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 1936年,钱三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专业,经吴有训教授推荐担任了严济慈的助理员。一年后,钱三强前往法国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儿。此外,钱三强还跟随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先生学习原子核化学。

  1940年,钱三强获得法国博士学位,并继续担任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助手。6年后,著名爱国军事家何杰之女何泽慧从德国来到法国,两人是清华的同班同学,又志趣相投,结成了一对科学家夫妻。

  结婚后不久,钱三强夫妇便在居里实验室共同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足以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伟大发现,只可惜当时的评委会不够公正,未能客观看待这项成果。但即便如此,钱三强夫妇也因这项成就而名动世界科学界,并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于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导师。

  钱三强夫妇如果继续留在法国,前途可谓不可限量,极有可能在二代居里夫妇的指导下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心系祖国的钱三强却认为自己已学有所成,应当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当时,不少法国友人都劝钱三强别回去,因为那样会埋没他的科研才华。但钱三强却说:

  我和泽慧都很百思特网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渴望着回到离乡十年之久的故土,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一句“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在这份爱国情感的指引下,钱三强夫妇放弃了法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及研究条件,带着年仅6个月大的女儿踏上了回乡的客轮。

  此后,世界科学界或许少了一对“居里夫妇”,但中国却多了一对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夫妇!

  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丰碑,“两弹工程”的科学统帅

  钱三强回国后,发现国内的原子能实验室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阶段,很多必要的设备也没有。不过,钱三强并未灰心丧气,毕竟他回国就是要改变落后的原子研究现状的!钱三强一方面在清华大学物理学授课,还每周义务多加了一节面向所有学生的原子能公开课;另一方面他则与夫人何泽慧一同将镭学研究所改组为原子学研究所,为将来的原子能研究奠定基础。

  1949年7月的“科筹会”上,钱三强是引人注目的活跃分子。他熟悉国百思特网外科研与实验室的状况,积极参与起草了科代会筹委会方案与“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对科学院各方面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教义。龚育之回首这段往事时曾说:三强同志与有力焉。

  1949 年11 月,钱三强被任命为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上任之后,钱三强一方面致力于调整旧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为建立新的物理学机构而奔走。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这就是后来“两弹工程”的大本营原子能研究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所成立前后,钱三强以求贤若渴之心广揽人才,使其快速成为了闻新中国核物理研究中心,许多留学国外的人才都被吸引回国了。彭桓武、王淦昌、朱洪元、赵忠尧、杨澄中等科研人才,便是在钱三强的的邀请下加入研究所的。1952年10月,钱三强主持制定了中国发展核科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两年多后,我国经济好转,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核讹诈。面对美国的挑衅,毛主席果断下了一个重要决定:研制属于我们自己的核武器!钱三强作为首席科学代表,应邀列席为发展原子能事业而召开的第一次最高决策会议,并向与会领导作了工作汇报及现场演示。此后,我国开始了自主研制核武器的历程。

  当时主管原子能的是三机部(58 年改为二机部),钱三强是这个部的副部长,也是领导班子中唯一学过核科学的人,肩负的重担可想而知!钱三强不仅要负责艰难的科研任务,还要负责繁难的组织、协调任务,更要负责极为关键的人才选拔任务!研制核武器,可不是一两个科学精英就能完成的工程啊,而是需要汇聚无数科学英才!

  著名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便是在钱三强的邀请下加入核武器研究所的,并给了他极为重要的理论部主任一职。邓稼先到任后,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使核武器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此,杨振宁曾称赞钱三强聘请邓稼先“真正有知人之明”可与格罗夫斯聘请奥本海默的功绩相媲美。

  不仅如此,钱三强还大胆选用年仅35岁的朱光亚担任科学技术领导。当时的朱光亚在科研界只能算“中字辈”,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钱三强看中了朱光亚精湛的科研业务能力及较强的科学组织能力以及年富力强等优点,大胆地把他放到了领导位置,可谓是真正的“知人善用”。

  事实上,除邓稼先和朱光亚之外,彭桓武、王淦昌、周光召、程开甲等“两弹元勋”也都是钱三强出力邀请、推荐到核武研究所的。如于敏是钱三强亲自安排到核武器研究所新成立的轻核理论组担任理论部副组长的,周光召是钱三强亲自拍电报向刘杰部长推荐到理论部担任副主任的,彭桓武、王淦昌是钱三强亲自推荐到核武所担任副所长的。

  对于具体的科研项目,钱三强虽大多没有参与,但却肩负“出题”的重任。他要分清整个大工程的轻重缓急,为各个研究小组分配任务,并且凭借自己的经验指明方向。比如整个原子弹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建造原子反应堆、点火装置研究与分离膜研究,钱三强不仅给出了题目,还亲自带领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攻关。

  1958年,在钱三强和众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建成。1961年,钱三强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放射性废渣原料交给了王方定,交代他为点火装置的研究做准备。之后在何泽慧的指导下,王方定小组经过两百多次实验,终于解决了点火装置的问题。

  分离膜、真空阀门等重要的攻关项目,也都是钱三强直接出的题目。对此,张老在文章中曾说: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有准备了,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1964 年10月16 日下午3时,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胜利升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之际,钱三强却躲在角落里默默发呆。庆功会上,钱三强亦不见踪影。

  周总理、聂帅说: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原子弹顺利升空之时,钱三强这位这位原子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与带头人、“两弹工程”的科学负责人其实已经被迫离开了领导队伍。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钱三强身上的“书生气”。这或许是从钱玄同身上遗传下来的,抑或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气质。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钱三强是主管原子能的二机部的副部长,也是整个领导班子中唯一一个核科学家。钱三强当时不过40出头,便担任了副部级的重要职位。与他共事的大多是战功卓著的军人,虽然知道科研离不开科学家,但却对高级知识分子存在一定偏见。简单来说就是,不少老革命认为知识分子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必须要改造一番才能脱胎换骨。

  如果钱三强精通于为人处世之道,愿意像某些人一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他可能也会仕途通畅。但是,钱三强骨子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向来实事求是、干脆利落。没过多久,二机部的不少领导都觉得钱三强尾巴翘得太高,不尊重他们。

  60年代初,原子弹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试爆提上议程。钱三强意识到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但也遭受了不少阻碍,其中有些还是来源于管理人员。因此,钱三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一次会议上说了下面这一番话:

  聂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但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聂帅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随后,不少领导找到了钱三强,基本意思都是“这样还让支部书记怎么搞工作”。钱三强经过一番思索,主动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话过于片面。但是,钱三强并没有得到原谅,越来越多的批评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认为,钱三强一直跟国内有联系,不适合保密。甚至还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潜藏着的“反”分子。

  于是,很多人提议撤除钱三强的副部长之职,并且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更有甚者,还提出了一些更为过分的建议因为。此时已经计划在64年试爆,各项科研工作都基本完备,撤掉钱三强也不会影响进程。

  事情越闹越大,周总理亲自出面到二机部了解情况,但他第二天有重要的外事任务要忙,便委派聂帅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聂帅到了二机部后,痛心地对大家说道: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钱三强虽得到了保护,但仍不可避免地渐渐淡出了领导团队,并不时要接受思想教育。到了64年原子弹升空的时候,他直到前几个小时才意外地得知消息。庆功会举办之时,他正独自前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因此,庆功会的照片上没有钱三强。

  “两弹一星”初期名单中没有钱三强,张劲夫先生看后说:三强功不可没

  1999年5月5日,张老发表了长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聂帅之女聂力读罢这篇文章之后,建议为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授勋,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国家决定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两弹一星”元勋的遴选工作,由总装、科技部、人事部等部门共同负责。

  经过两个多月的遴选,名单已初步敲定。但如此大事,自然还需要征求当年亲历过“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老领导的意见。于是,相关负责人员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85岁高龄的张劲夫先生应邀到场,他曾是研制“两弹一星”时期中科院的主要负责人(院长郭沫若不管具体的事)。

  张老仔细看了几遍那份有21个人名的名单,却始终没有发现钱三强的名字。张老作为中科院当年的负责人,对钱三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非常清楚的,或许也只有他才能真正清楚钱三强做出的伟大贡献。在引发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勋的那篇文章中,张老便花了极多笔墨写钱三强,他曾这样写道: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我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百思特网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他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

  “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中怎么能没有钱三强呢?张老看完名单后,没有说要撤下谁,只是说应该加上应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三人。此外,张老还特意强调说:我要为三强说过公道话。理由基本都是他在文章中说过的,钱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没有他很难赶上和超过别人。最后,张老动情地说:三强功不可没啊,这份名单没有他实在是极大的缺憾!

  最后,遴选小组尊重了张老的意见,在名单中撤下了一人,加上了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三人。1999年9月18日,国家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谨以此文向所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致敬,向所有关心、爱护科学家的领导致敬,向实事求是、公道直言的伟大人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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