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是什么意思(古诗和词是两种体裁吗)

  诗这个概念并非仅仅指我们平时看得多的近体诗。近体诗是严格遵守平仄格律的,所以必然是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的规格,这种诗当然和词牌区别明显。但是中国的旧体诗除了格律诗之外,还有古体诗,也就是不遵守平仄格律的诗。古体诗既包括了整饬句子的作品,也包括了各种言体,如四言、六言、八言、九言,甚至在《楚辞》时代就出现了杂言体,有长有短。

  但是我们都称之为诗。

  那么为什么唐前的长短不齐的我们称之为“诗”,如“乐府诗”、“新乐府诗”,而到了唐宋之后,我们却称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为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渊源,古体诗和词牌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诗词同源。那么这个“源”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歌词。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央音乐机构派出采诗官大量采集民间诗歌,称之成“风”,收集王公贵族宴乐诗歌,称之成“雅”,乐师制作祭祀用乐,称之为“颂”。这就是《诗经》的由来。

  诗在早期是高层统治者了解民生的信息渠道,是教化诸侯和万民的政治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诗歌与生俱来就带有了统治阶层的气质,虽然很大部分来源于民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诗经》,虽然直白,但是很“正”的缘故。

  到了西汉时期,由于文化的发展远远快过音乐,很多诗歌作品没有办法配乐演唱,就出现了“徒歌”,诗才逐渐脱离音乐,成为吟诵体。随着汉末曹魏开始的修辞手法发端后,诗歌在魏晋南北朝走向了形式主义的极端,宫体诗越写越美,但是颓靡空洞,缺乏内容,受到了初唐诗人的大力批判。唐朝诗人继承了宫体诗的诗歌体式和写作技巧,注入了盛唐昂扬的气象,让盛唐诗歌跃上了文学的顶峰。

  随之而来的是格律雅化。在成为高层文人言志抒怀,讽谏批评的工具之后,诗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诗去了高端,那么谁来照顾老百姓的情感散发?人不可能总是大情怀,如何描画自己的小情调?

  曲子词应运而生。早期的曲子词就是军籍、歌女的流俗作品,到了中唐,开始有文人参与词的创作,如白居易的《忆江南》。这是诗人们在盛唐之后为诗歌文学寻找出路的时期——因为李杜等人把盛唐的诗推得太高了,不仅我们今天无法望其项背,中唐的诗人也是一筹莫展,四处突围。

  像刘禹锡就从民歌中发展出《竹枝词》,自成一派,但还是古体诗的范畴。而他们从曲子词升级上来伴随音乐演唱的词牌,经过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就成为了完整而成熟的词牌体裁。

  我们可以看出诗词的基因不同。

  诗虽然也来于民间,但万事可歌。我们今天去读《诗经》,会发现它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所有的诗体,不论是山水诗,田园诗,还是边塞诗,游仙诗——这些后期的发展衍生都可以在《诗经》里面找到先驱。所以我们称《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源,虽然在它之前就有了一些古诗记录。

  唯有“题画诗”是新创,那是因为文人画到苏轼的时候才真正现世,《诗经》中自然不会出现这方面的作品。

  诗是题材广阔,情怀博大的作品,后来逐渐走向上层建筑,这是文学雅化的必然走势。而词的起源,正是因为诗往上走,才出来填补普通人的情感空间的作品。它一生下来就自带娱乐、宴乐功能,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风格柔媚,格调不高。这是词的基因。

  在正统的文人眼中,用来调情娱乐的词牌文字,算不得文学。即使在词牌盛极一时的北宋,文人们每逢宴会就填词助兴,但却从来不当回事。

  很有些离不开女人,却又鄙视女人社会地位的意思。甚至有诗阳刚、词阴柔的说法。

  欧阳修带头整顿文风,搞诗文革新,却绝口不提词牌的事。词牌和诗文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文字,完全没有必要去管。文坛领袖都是如此,大家自然顺应接受这种认识,词牌一直就被用来抒发个人的小情感,局限在离愁别绪,男欢女爱之中。而正因为词牌承担了娱乐功能,诗就完全放弃了这个领域,越来越说教,越来越孤清。宋诗也就越来越高冷了。

  这个过程就是“诗词分野”。欧阳修的诗和词,风格迥然不同。爱国词人李清照,词风婉约柔美,诗却豪气阳刚,完全是男儿之作,如“死亦为鬼雄”。这是整个时代的文风,并非某一个词人的精神分裂。即使是“以诗入词”,对词牌选材拓宽,地位提升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轼,他的词牌作品和诗作相比,仍然缺乏雅正的感觉。即使他有意识地在诗词题材、情感、手法上打通界限,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受时代影响,保留着词和诗之间那种微妙的差别感。

  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代表了北宋文人的普遍观念,而这种观念虽然在苏轼手中出现变化,但是真正被大面积的打破,是因为出现了“靖康之难”这个家国之变。

  大批的词人开始用词来表达家国情怀。因为经过北宋末周邦彦的整理规范,词牌这种体裁已经完善,也就是说词牌在格式上做好了和诗对抗的基础准备,而缺乏的就是在内容上的竞争能力。“国家不幸诗家幸”,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屈辱苟活,为广大已经熟悉词牌表达方式的文人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情感波动。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学习苏轼,豪放入词的文人,如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等。词牌在他们手中,不但用来书写家国之志,同时也成为了士大夫送别的交际工具,这就和诗的功能没有了区别。到了辛弃疾的手中,彻底打通了南北文化,打通了文臣武将,打通了豪放婉约,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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