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怎么读（婺指什么）前不久，央视主播郭志坚在《新闻联播》上把“六安”读成了六（liù）安，引发当地人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质疑。随后，郭志坚通过个人微博回应说，播音要以最新的字典为准，在最新版《新华字典》上，“六”只有“liù”一个读音。
我们真的不能怪郭主播念错了。因为不只《新华字典》，就是当下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无六“lù”的读音。
如此想来，辞书对“方言”似存偏见。置放案头备查的《辞海》便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在民族语言里，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而趋向消失”。
我不是研究汉语言的专家学者，虽然无意评说辞书定义的准确性，但不敢苟同方言随意“消失”之观点。不是吗？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领域，方言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老家磐安地处浙中腹地，毗连东阳、永康、缙云、天台、仙居、新昌等6个县市，至少有6种方言，且腔调各异、自成音系。其中，较为单一的要算玉山台地，几乎都是同一种语言，语音介于盘山与安文之间，柔中带刚，刚柔并蓄。盘山片有3种语言，一种是介于安文与磐东北台地之间的语言，一种是高二、维新乡的带有“仙居腔”的语言，再有一种则是方前、四协等地带有“天台腔”的语言。无论是“仙居腔”，还是“天台腔”，都吸收了邻县语言的精髓，似乎是两三个地方相糅合，说起话来像呖呖莺声，轻柔婉转，十分动听。而方言最多、最为丰富多彩的还要数安文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种自己的方言。如果作一次安文至双峰行，每隔十里八里，就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方言。
上世纪80年代初，磐安恢复县建制。有一年夏天，东阳籍杜老师被分配到磐安县靠近天台的一个小山村任教。杜老师初来乍到，学生们雀跃着前去迎接，并把教室和杜老师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前，有学生问杜老师：“露丝，天洋苦辛早虚投勿投？”杜老师听得一头雾水，只好反问：“你说什么？”那位学生又重复了几遍，杜老师还是没听懂。学生不会普通话，又不会东阳方言，而杜老师不懂天台方言，只好“嗯嗯”迷糊着应承。
过了些日子，杜老师渐渐习惯了当地的一些口语，这才明白那天学生问他的问题是：“明天早上早书读不读？”还有一次，一位学生对杜老师说：“末头到鹅对来曲麦头。”那时，杜老师已略懂天台方言，晓得是叫他晚上到学生家里吃馒头，因为馒头是方前很出名的地方小吃。可是，到了学生家里，杜老师才弄清“麦头”不是馒头，而是玉米饼。这些趣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可杜老师总是津津乐道，每每说起都会引得笑声朗朗。
其实，类似现象不只磐安独有。华夏儿女外貌相似，所操方言犹如各地饮食，酸甜苦辣咸，分得清清爽爽。例如，东阳市的口音有南乡北乡之分，有的词整个叫法都不一样，像“玉米”，南乡人叫“莠蓼”或“苞萝”，北乡人则叫“六谷”；有的词发音时声母不同，如“东阳”，部分南乡人会说成“nongyang”，北乡人则说成“dongyang”。再有的词发音时改变了韵母与声调，如“好”，南乡人发成“hou（三声）”，北乡人则发成“hao（四声）”。
方言是一种极富流动性的语言。一个地方的语言，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迁徙而逐渐趋同，比如杭州的“杭普话”，金华人的“吴语话”，都掺杂了北方的口音。印象中，只有温州不受影响，千百年不变，总是那么难懂。有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可以佐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方密码被敌军破译。无奈之下，指挥员只得调用温州籍士兵做报话员。那温州方言叽里呱啦的，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我方指战员，也如“鸭听天雷”，半点不懂。
现在是讲究“时尚”“潮流”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方言更是一种人文色彩浓厚的语言。在很多场合中，口音似乎能够代表身份地位。当年，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热播，让那首以粤语演唱的主题歌风行大江南北。后来，又逢伟人发表南巡讲话，广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受万众瞩目，其方言——粤语怎么听怎么“来劲”。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凭的就是开口说话。“独在异乡为异客”，某天忽然听到的那一声乡音，犹如天籁，悦耳，亲切，能不感慨万千？当年，台湾的三位知名人物先后来大陆访问。每到一地，无论是发表演讲还是接受采访，他们偶尔吐露的几句方言，既活跃气氛，又融洽感情，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意境。
如今，我们还时常在银屏上看到，领袖们踱着方步，操着方言，显得威严且魅力四射。有报道说，导演曾采纳有关语言学者的建议，试图让领导们说普通话，但一开口，便觉味道不正，全没了领导的“架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的生命力之所以顽强，主要是由于它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即使枝叶枯萎，那粗壮的根基犹在。当然，没有谁会怀疑，推广普通话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当某种方言被消灭之时，则意味着这一地区某种文化的消逝。诚如美国语言学家所说：
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了一座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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