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记者吴江摄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修订在即，修订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首都生活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有一位70岁老人，半生岁月都“与垃圾为伍”。他叫王维平，曾是北京市市
8月1日，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修订在即，修订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首都生活垃圾条例修法的背后，有一位70岁老人，半生岁月都“与垃圾为伍”。他叫王维平，曾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也是北京专业研究垃圾分类最早的一批人。
1986年，王维平放弃医生职业，转到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研究垃圾。6年后，43岁的王维平又自费去日本留学，学习环境化学和环境工程。在日期间，他每天八小时上学，八小时打工，一天只睡四小时。
1995年学成归国，王维平进入北京市环卫局，负责管理北京的垃圾场，包括选址、建设、管理、检查。他常在周末穿上旧衣和拾荒者一起捡垃圾，与十多个拾荒队伍的“帮主”们成了朋友，就这样一点点摸索垃圾治理的经验，撰写了《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等。
目前，70岁的王维平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在当前生活垃圾分类热潮下，王维平指出，各地自然条件、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同，不宜在全国层面出台统一的分类方式。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将来有必要进一步细分，“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越值钱”。
谈生活垃圾分类
遵循由简入繁原则 不能急功近利
新京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需要什么基本条件？
王维平：前端的垃圾分类方式主要由后端的处理方式决定，做好生活垃圾分类，首先要具备分别处理各类垃圾的设施，以及分别回收利用的产业体系。其次，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需要达到85%以上。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也要形成合力。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北京和上海的两种分类模式？是否应在全国层面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
王维平：两个城市的自然气候条件、垃圾特点和后端处理手段不一样，难以直接对比。北京的生活垃圾四分法，是根据全市垃圾后端处理手段和加工利用体系，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质决定的，上海也一样。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 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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