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河豚欲上时（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什么季节）先拿来，然后再消化，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若是从人类祖先开始，就没有“敢尝禁果”的勇气，一味拒绝尝试的话，说不定直到今天，人们还生活在宇宙洪荒时代呢
先拿来，然后再消化，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若是从人类祖先开始，就没有“敢尝禁果”的勇气，一味拒绝尝试的话，说不定直到今天，人们还生活在宇宙洪荒时代呢。
年轻时，读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对于诗中那种特异的兴味，如此钟情这类带有剧毒的鱼，颇有疑惑。
因为，生长在长江下游地带的人，无不知道每年的初春季节，便是那些海里回游的，江里生长的各种鱼类的交尾产卵旺期。在记忆中，那时的一江春水，真像沸腾了一般热闹非凡。击水中流，鱼潮涌来，确有“浪遏飞舟”之感。听江轮上老水手言及：早年间，船出三峡后，云梦泽的团头鲂、公式鱼触目皆是，鄱阳湖的银鱼太多，能将鱼网拖走，瓜洲江面的鲥鱼会飞到船舱里来，长江口自崇明岛而上，面条鱼和鲚鱼多到捞不胜捞的程度。如今，由于过量捕捞、水质污染，此情此景，已不复见。每年三四月份，也是河豚的繁殖期，经常出没在江口附近。不过，此鱼非极嗜好者，或是精于烹调的老饕，皆不敢问津。渔人偶于网罟中获得此物，便畏之若虎狼、弃之若敝屣地赶紧处理掉，以免遗毒所及，无法收拾。
有那么多的鱼鲜虾贝，在春水中嬉游，东坡先生独独把河豚挑来当作主角，可见，他对此物的偏爱。后来，当然明白了，东坡先生一生讲究“口腹享受”，不但是东坡肉、东坡肘子的发明人，还是一位颇有胆量的“食河豚者”。
于是，不得不为老人家捏把汗了。因为河豚的内脏、卵巢、血液等有剧毒，食之即死，古人也早有认识。据明代陶宗仪《辍耕录》载：“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河豚，鱼类也，无鳞颊，常怒气满腹，形殊弗雅，然味极佳，煮治不精，则能杀人。”但许多人却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吃这种毒鱼，而且还写进文章里，可见中国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的一面。河豚虽毒，但味极鲜美，馋得人连性命都不顾地以求一啖，实在是一种危险的享受。
宋代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就讲述了东坡先生对于河豚的迷恋，到了何等痴狂的程度，否则，也不会在诗里多次写到它了。吴曾说：“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这个“直”字，与“值”同意，在苏轼心目中，为了能吃到这种美味，死也是值得的。
看来，民间俗谚云“拼死吃河豚”，此话大约不假了。
显然，东坡先生的这种胆气，大可钦佩了。而且，从他做人的一生，为文的一生来看，流放谪降，历尽坎坷，终身跌宕，九死不悔，就是本着这种不达极致不肯罢休的精神去行事的。
从东坡食河豚而论，对于毒，也得有具体分析才是，不能一律拒之门外。大毒固可致死，小毒或许能够治病；剔除有毒的部分，余下的，说不定是大有裨益的物品。鸦片为毒品，然而，慎用却能入药；砒霜，为百分百的毒药，最近有专家研究出来，是治疗白血病的良药；蛇分有毒无毒，但食蛇者对响尾、金环、眼镜、草上飞之类，好像更喜欢些；蝎子为“五毒”之一，油炸后食之，可清火解毒；魏晋人服“五石散”，都是有毒矿物，微量可获刺激的快感，过量则痛苦伤身；蘑菇为佐餐佳品，但在林子里那些颜色鲜艳的蘑菇，其毒素能顷刻致人亡命。所以，或有毒无毒，或大毒小毒，或毒中有不毒，或不毒中有毒，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人们知道的毒，有的是人们所不了解的毒，有的看起来是有毒的样子，却未必有毒，有的好像无毒，也许还就果然有毒。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写道：“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那样，人们才能广泛地从大自然摄取营养，使人类的身心更加健康。
苏东坡还专门写过一首大大赞美河豚的诗：“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这首诗的标题虽然是《戏作公式鱼一绝》，其实，他笔下描摹的，却是黄花鱼和河豚，对于如今武汉人视作“餐桌珍品”的那种公式鱼，却并未提及。看来，东坡先生爱食河豚，已经达到极致忘情的境地。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里，《无题二首》之一写道：“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三二年某月某日，确有他的日本朋友请他在沪上日本料理店共食河豚一事。在这个世界上，吃河豚者，无独有偶，除了中国，还有日本。而且在东邻，对于炮制此物的厨师，要求极严，须正经八百地考试，然后发给执照，方准经营河豚的菜肴，无此，则必在取缔之列。看来，鲁迅先生吃的河豚，要比宋朝的东坡先生保险多了。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食客。在这个世界上，像河豚这类东西，大概还有很多。为安全计，为稳妥计，以“不吃”为最佳状态了。不吃，当然不会中毒，但是，也就尝试不到东坡先生所说“死也值得”的佳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