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至深，泪奔。他们用转发“马化腾生日”和“老中医十个忠告”的宝贵时间，投入了捍卫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每一个在这两天把“抵制圣诞节”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的人，都觉得自己为抗拒西方文化侵蚀做出了莫大贡献。
要不是这些民族的脊梁，年轻人不知道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
话说当年，圣诞节初进中国，也还是有竞争对手的，那就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冬至日。至今仍有俗语“冬至大过年”。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圣诞节完胜。
那么圣诞节是靠什么
胜出的呢？
1868年12月25日，视知的老朋友、时在英国的张德彝，在记事本里写下了一段话，
“是日，系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耶稣诞辰。铺肆关闭三日，家家食牛肉李子饼。男女相见，各道‘欢喜圣诞’”。
大伙知道，此日即是今天所熟知的圣诞节。
不过在近代中国，圣诞节早先也只是在港口城市，例如上海等地的外国人中流行。19世纪80年代的新闻报道，一般说这是洋人搞的“遣兴之举”，参加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已。随着沿海口岸逐渐“被开放”，满大街的教堂、外国人逐渐增多，这个洋人的“Christmas”，慢慢被中国人民熟知。
它的叫法初始并没有得到统一，五花八门。除了像张德彝所说的“耶稣诞辰”、“圣诞”外，其他如“耶稣生日”、“耶诞”、“耶稣圣诞”、“耶稣圣诞节”、“耶诞节”的称呼也不鲜见。1877年圣诞节，出洋的高级外交官郭嵩焘，就在这天记载说，“ 西历十二月廿五日，为耶稣生日，遂以是日为大节”。
一开始，中国人民并不理解洋人的“Christmas”，还把它当成是老外的“冬至节”。
为啥？除了日期接近，两个节日的欢乐程度也是一样一样的。
冬至本就是个热闹的庆贺节期，也是一年中最长的夜，宋代有书记载，
“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8《冬至·迎至日》）
苏南一带的冬至风俗，则这么说，
“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长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谚”。（顾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无怪乎中国人民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有了这样的错觉，1873年年末，《申报》在报道外国人庆祝元旦时，除了将圣诞节视作“冬至”外，连带把西方人的12月31日看成中国的“除夕”，也就毫不奇怪了。
文章说“今日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
十三年后，在美国过节的驻美外交官张荫桓，对此做了一番理论解释，说用中国的历法来推算洋人的圣诞节，总是在冬至节后的第三天，过新年又在冬至后的第十天，这样看来，洋人的节日似乎是以我们的节日为准。
总结到最后，张荫桓认为，“中朔有定，西历靡常，或曰闰月、重日之说有所参差，何以西族给假度岁之期衡以中历则不爽，固知声教之遐被矣”，还是我们中土的文明
程度高啊！
如此意淫圣诞节，就有明理人实在看不过眼，登报称外国人并没有中国的冬至一说，12月25日是彼等信仰的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这天的节日最重。
这篇文章顺带科普了中西历法的知识，解释说中西历法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历每一年以月为准，而二十四节气，仍然依照一日来推。碰上需要置闰的年份，一年就要多出一月。所以像冬至，在农历年中本无定期，日期有早有晚，早至十月底，晚至十二月初。
西历每年、每月均以一日为准，全年365天，每四年置一闰日，一般二月为28天，碰上闰年（例如2016年）则是29天。
现在欧美国家，包括日本都采用了西历，而像中历，在发展过程中误差较多，后来还是借鉴了西国历法，“推算精微不差累黍，故与西历若合符节”。所以，现在大家把圣诞节，定为外国的“冬至”，真是不过脑子，“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是可怪焉，是真不思之甚矣！”（《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载《申报》，1886-12-26》）
要说历史的惯性总是强大的，要改变“外国冬至”、“西国冬至”的说法，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时间。
等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的状况。
有报纸说，1898年圣诞节，在上海虹口的一天主教堂，参加的人数就达到三千之多，当时的报纸都惊呼，“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越十年（1909年），报刊就开始感叹中国人的喜欢热闹，说“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辜负良辰佳节哉！”
其实，说中国人爱凑热闹，只是圣诞节流行的一个因素而已。这个节日受中国人民所待见，离不开两点因素：一是自身的世俗化的努力；二是商家的推销。
民国初年，上海教会组织就在圣诞节前后排演滑稽剧、音乐演出，搞文艺游行，还有圣诞老人派礼物。中国人民爱看热闹，很快就咸与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圣诞节就不单单是外国人和教中人士所参与的“PARTY”，连一般的普通民众也能与之同乐了。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负责人吉尔达（J.H.Goldart）感慨地说，早先圣诞老人只光临西方国家，现在与中国老百姓欢喜结缘；圣诞老人所得到的礼遇，“日形隆盛而新奇”。
一位名叫罗运炎的，在报纸上刊文由衷地说，
“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了”。（《基督圣诞精神》，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1920-12-19）
与欢乐的节日相配的，则是圣诞节染上了商业的气息。作为典型符号的“圣诞老人”，被商家开发成了商品的代言人。20年代有一家马玉山公司，从12月初开始，直到圣诞节结束，连续在《民国日报》上打了二十来天的广告，那画风是这样的：
● 马玉山公司阳冬礼品广告，载《民国日报》，1920-12-25
同期，在《申报》上打玩具广告的中德商店，说送玩具给孩子，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好奇心，还能培养其坚韧的信仰，对于国家和社会大有裨益。还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教中人士，都应该送礼，“因购礼物馈送亲友，其原因欲以联络感情，至应时守礼，初非主要也”。
于是，圣诞老人一下子又变成了商品的推销员：
● 中德商店广告，载《申报》，1923，1923-12-24日，第15版
在世俗化和商业化的双重夹击下，在上海欢度佳节，圣诞节已隐然压倒了中国传统的冬至节。30年代，那位被陈寅恪赞誉诗文写得好的黄濬，就已经叹息两个节日的此消彼长了。
● 黄濬（1891—1937），字秋岳，福建福州人。诗文写得好，珍爱传统文化，后来做了汉奸
他说，往日的风俗习惯，冬至日应该送鞋袜给公公婆婆，可是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有圣诞节，不知道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论有献袜乎？”，搞不好的话，“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到了民国后期，一位笔名上官大夫的撰稿人，奔波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每到冬至前后，看到的满眼都是西方圣诞节的景象，他禁不住心生感触，投稿发文说，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的日子”。（《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载《申报》，1946-12-25）
这就等于承认，圣诞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建国后，人民政府推行了一套不同的治国政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清算非常彻底，结果，不单单是“外国冬至”的名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且作为狂欢的“圣诞节”也退出了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圣诞节才重新回到人民群众的视野里。
顺便说一下，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算起，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已经1300多年了，比《弟子规》长1000年。文化保守主义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呵呵。
来源：莫然博客 http://www.ssff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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