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三宝”，这只是一种民间亲切的称呼，确切说应该叫它们海内三鼎，分别为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
三宝中的大盂鼎、大克鼎殊途同归，最终能够完整的被保留下来，都是因为一个人。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这位要将两鼎捐给国家的寄信人叫潘达于。
潘家人是如何拥有的盂克二鼎呢？
大盂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了大盂鼎，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霸占了，他又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但是宋金鉴心所念之，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给买回来了。就这样一直到他去世，没想到他的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伸出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在奏折里提到的。左宗棠为谢搭救之恩，干脆就将大盂鼎送给潘祖荫了。
潘祖荫
在得到大盂鼎的16年后，潘祖荫又得到了另一件重宝——大克鼎。然而，就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便撒手人寰，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于是弟弟潘祖年不得不将它们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
年轻时的潘达于
这时候，故事开篇的女主就登场了。1923年，18岁的潘达于嫁入潘家成为潘祖年的孙媳，20岁起便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潘家有宝众人皆知，那两尊宝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梦寐以求的。但潘达于一直恪守祖训：“谨守护持、绝不示人。”无论是清末权臣陆军尚书端方，还是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他们想换取盂克二鼎的要求均被潘达于一口回绝。
1937年日军侵华时，潘达于决定把两只宝鼎深埋在潘家大院一处很不起眼的老屋里。她请来家中两个信得过的木匠长工，做了一只大木箱，并撬开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挖出一个约5米深的大坑，将木箱安于坑内，再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入木箱内。随后填进泥土、整平后铺上方砖，于其上堆放家具杂物掩人耳目。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前来潘家威逼他们交出两只宝鼎。在这一个多月的周旋中，日本人每天都要闯入潘家搜寻，最多一天竟然有七次。潘达于只能带着家人离开苏州去上海避难。日军洗劫了潘家，所幸的是深埋地下的宝鼎安然躲过一劫。不过呢，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潘家的看门人趁着主人不在，几次盗掘若干小件，卖给洪姓古董商人。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新中国成立之后，潘达于亲见国家兴盛，政府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便萌生了把双鼎捐给国家的念头。1951年，已经迁居上海的潘达于得知上海正在筹建大型博物馆，便写了开篇的那封信。10月9日，上海市文管会举行了潘氏捐赠盂克二鼎授奖典礼，颁发了由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1952年，上海博物馆正式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此，两件国之重宝各镇一方，遥相呼应。它们都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座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100岁华诞。
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几百张博物馆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件之多，其价值估算起来将是惊人的天文数字。
毛公鼎的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
话说这毛公鼎和大盂鼎，还有一段小渊源，我前两日看了一本旧书，无意中翻到的，特补充在此。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来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在被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经琉璃厂德宝斋、博古斋的李诚甫、刘振卿二位鉴别，之后才将其介绍给陈介祺（据说陈花了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收藏长达53年。而“大盂鼎”被左宗棠运至北京，也是李刘二人率先掌眼鉴定，无误后被潘祖荫购藏。
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拒不透露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海内三宝的故事就到这了，咱们要延伸一点，那就是随毛公鼎一同被带去台湾的，还有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散氏盘。刚刚不是还三宝吗？怎么又出了个F4组合呢？别晕哈，因为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还有虢季子白盘都是清代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青铜瑰宝，因此这个组合又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
散氏盘自乾隆年间出土至嘉庆十五年一直在民间收藏，先在扬州江翰林家收藏多年，后转手谁家则不详。古玩界传说阮元曾收藏过，并仿铸出两件复制品。民国十三年(1924)以前，大古董商都说，遇上散氏盘要格外小心，仔细鉴定。
1810年冬，嘉庆皇帝50岁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做为寿礼，于是给了他两江总督去当。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林保献宝祝寿荣升”的口头传说故事。
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火烧圆明园后，传出散氏盘在圆明园被烧毁了。于是，从内务府官员口中传到琉璃厂古董商的耳朵里就成了：“散氏盘真的没啦，只有仿铸的那件了。”
1924年，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经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鉴定，故宫所藏散氏盘为真品。抗战期间，散氏盘随大量故宫文物南迁。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散氏盘运抵台湾，安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后，再来说说四宝中的虢季子白盘，请大家放心，这个没有被带到台湾去，它和大盂鼎都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古代中国展厅。它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形制奇特，好似一个圆角长方形的大浴缸，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在大盘铸成2600多年以后的一天，这时已经是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之虢川司”，这里正是当年白的封地，又重返人间。
在这里担任县令的徐燮是个古董爱好者。他喜欢的玩意，只要没有更厉害的人物跟他抢，那就是他的了，所以他以极低的价格将大盘据为己有。徐的老家是江苏常州，卸任之后，就将大盘带回了老家。时间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于是就成了大盘的主人。
同治三年（1864）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这日，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碰撞的声音，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极具穿透力。刘铭传顿生好奇之心，当下拿起蜡烛去看个究竟。
刘铭传
转了一圈，发现在屋后马厩里发出的这个声音。他仔细观察倾听，发现是马的笼头上的铁环碰上了马草料的食槽，所发出的声响，这个声响实在非同一般。
他蹲下仔细看时，发现马槽硕大，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绿油油的幽光；不是铁的，是个铜的。刘铭传伸手，抓住把手往上一提，呵，重不可举；在随手找来一件铁器，轻轻的敲了一下，大盘发出清远玄妙的声音。
刘心中有数，知道这绝非寻常的马槽。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命令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摆在院中，只见大盘四周注满了花纹，异常复杂，而大盘内底还有8行铭文，通篇字体工整严谨。刘铭传明白，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随即命人押运送回他的合肥老家，还在宅院中专门盖了一座亭子取名“盘亭”。
现今刘铭传故居“盘亭”
这一举动相当于现在刷爆了朋友圈的新闻一样，自然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欲往观赏。而刘铭传偏偏不轻示人，得罪了不少权贵，据说连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想来看，都没给看。
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首任巡抚，大盘并没有跟着他去台湾，而是继续安驻合肥老宅盘亭之中。
光阴荏苒，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时局动荡不已。此时刘铭传已经作古，他的后人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虢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间最具威胁的先是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
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对虢盘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接着，日军入侵，刘家后人知不能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他们将虢盘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这一段倒是和潘达于藏匿盂克二鼎如出一辙）
光复以后，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再次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
领导为刘肃曾颁发奖状
刘家人在近五十年间为保护虢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刘铭传的第四世传人刘肃曾先生感到有救了。他带领家人挖开历经十四年的封土，令虢盘重见天日，并毅然捐献给国家。
图为1950年3月3日起，文化部文物局在故宫团城承光殿为虢盘举办特展
虢盘重新面世后，首展在合肥古教弩台，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
来源：莫然博客，欢迎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