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是一切发生的起点。北宋虽然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但是还不至于对帝国的统治造成根本打击。公元1125年，金国灭掉了辽国，开始了征服大宋的战争。他们一路南下，终于在1127年把大宋的两位皇帝，徽宗和钦宗，跟一大批皇室成员劫掠到北方。
这个事件就是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场巨变中，宋钦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运地逃了出来，他在南京登基称帝，继承了大宋政权，开启了南宋王朝。
你看，南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在屈辱中诞生的。建立之后，军事上也节节败退。高宗刚刚建立的小朝廷在战火中四处逃亡，最危险的时候，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难。南宋朝廷建立不久，高宗皇帝就不顾身边大臣的反对，开始一次次派遣使臣向金国求和，把父母的奇耻大辱完全抛到脑后了。
在1129年的求和文书中，他甚至非常谦卑地写到：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想要防御，却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却又无处可藏，所以，只能乞求达成和解。高宗这样说，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廉耻了。
在这场巨变面前，一些士大夫也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结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他们居然主动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让皇帝成了俘虏。
皇帝昏庸懦弱，同僚毫无节操，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他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拯救社会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所以，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反对改革和变法。他们认为，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就激烈地反对他。神宗去世以后，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执政，废除了新法。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称为元祐党人。
我们可以说，在那之后宋代的历史，几乎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就是元祐党人，轮流主政的历史。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灭前夕，元祐党人失势，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制度改革毫不用心，道德上也无所顾忌，只关心党派斗争，关心怎么打压对手。
特别是徽宗时期，蔡京专权，他借机极力打击保守派力量，把元祐、元符时期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一共309人都定为奸党，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想让元祐党人永远不能洗脱罪名，他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能在京城做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籍碑”。
所以，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是改革派执政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命运。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谈，批评变法。他们先是批评蔡京，后来，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把矛头指向王安石，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实不知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已经开启了。
有保守派官员甚至说，王安石的学术不灭，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神宗的宗庙里请了出去，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曾经享有的地位。接着又撤销了曾经封给他的爵位，并且把任命状从历史记录中删除，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从此以后，所有士大夫都对“变法改革”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但是，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关闭了。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真诚地认为，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
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有道德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学传统，回到人的内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改革，所以南宋初期就开始不断试图清除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议，改革的大门彻底关闭了；另一个原因是道德堕落，所以士大夫开始强调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复兴的意义，开启了重回道学的大门。一道门关上，另一道门开启，这就是转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