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 月，临沂网戒中心迎来十周年。中心主任杨永信以“电击治网瘾”闻名于世，他给大多数曾被他治疗的孩子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痛苦，在网戒中心的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今，一部分曾经被他治疗过的少年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开始走进社会。其中的大多数选择封存过去，他们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这段往事，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站出来发出声音，这些声音有的充满愤怒，有的试图反思，有的只有淡漠和疲倦。
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戒中心在大楼右侧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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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院的胡凯斌曾经试图自杀，他听到风声要被抓进去继续治疗，然后他用刀划了手腕。他的举动吓坏了父母，他们向他保证不会再送他进去，但几周后他还是被抓回了网戒中心。
刘云亮在网戒中心做班委时曾上门抓人，对方“抹了脖子”。但没用，被按着伤口送到医院包扎，然后直接送回网戒中心 13 号室，杨永信一边电，一边问：“还敢不敢（自杀）了？”
李林峰曾经想过自杀，在首次被电击之后的一个月里，他“一直在研究怎么死不会被人看见。” 后来他目睹了一个姑娘忽然冲向楼道要撞楼梯拐角。“我当时想要拦她。”李林峰回忆，“拦了是一个好的表现，但是我当时想算了，我知道她什么情况，她想死很正常，你觉得呢？我觉得她想死很正常。”
其他学员挡了一下，姑娘没有死成。之后“全中心紧急集合”。杨永信来到现场，脸色铁青，把她拉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又从电击室里拿出了器械。“拿安全带绑上。她还骂呢，杨永信我操你妈什么的，骂。杨永信也没反应，电电电，她骂，电，没加口衔，加了她就骂不了了，她就一直骂，他就一直电，电到最后没有声音了，2 小时。”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被抓进网瘾治疗中心，你会怎样做”，很多回答者表示自己会逃跑，反抗或自杀。但在真正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眼里，这些言论“非常可笑”。
“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什么样……不是想不想死的问题，而是死得了死不了的问题。”赵柏然在微信中的声音非常疲惫，“所以怎么说呢，只要你没进去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他补充，“说再多也想象不出来。”
当我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忽然被家长们围住了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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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的作用有几个，一个是惩罚，一个是彰显权力，最重要的是制造危机感。” 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讲师李松蔚博士对触乐记者说，“危机感会破坏基本的安全需要，你不知道会经历什么，直接进入丛林求生模式，前额叶功能被抑制。换句话说，理性功能已经不好使了，哪里有活路就往哪里闯，无头苍蝇，人心惶惶。”
电击是网戒中心的重要手段，负责让学员进入非正常状态。与之配合的是负责重建学员求生模式的点评课，电击告诉学员不能做什么，点评课告诉学员做什么。如果一个人被扔进丛林里，得知唯一求生的路是学狗叫，亲自在丛林里厮杀过的人就会主动把自己当成狗。“因为理智功能已经崩坏了，是重新建立起来的。”李松蔚说。
网戒中心使用一系列手段强化这种气氛。学员被强制服用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用以控制情绪。“反正吃完之后就不太会笑了。”部分学员还会每天接受药物点滴，“每天中午都打，打到后来胳膊上都没有能下针的地方了。”不吃药，偷偷藏药和拒绝打针会被电击。
杨永信鼓励人们互相举报，所有人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举报的理由可以是“笑”，可以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可以仅仅是“怀疑”。每个人随时都会被人举报，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一次沉默都有可能被举报。被举报会被电击。
杨永信鼓励家长揭发孩子。这让孩子们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信任。摧毁亲情让学员体验到无助和无力感。王安觉得再也无法信任自己的家长。“我跟你说了，妈我受不了了，你带我出去，我回家听话……我偷偷告诉你的事儿，你直接跟杨永信说，反过来就把我拉走去电……你觉得以后我还能信任你吗？”
表现好的学员被推举为班委，杨永信在给少部分人以权力。班委协助管理日常工作（包括协助电击），也担负举报的责任。如果被认为管理不力，班委会被连坐电击。
王安曾经是体育委员，13 号室给他留下了恐惧的回忆，他也曾在这里按住挣扎的盟友。他曾经劝一个新学员在接受电击时带上牙套。
“那个学员也挺倔，刚刚去当学生，怎样都不咬（口衔），然后他把牙咬碎了，他把自己的牙咬碎了。”王安向触乐记者回忆，“那是我按着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事很严重，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傻逼，我让你咬你不咬，就觉得你是自找的。”
网戒中心位于心理咨询大楼的 2 层和 3 层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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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天都要为求生而战，这个人是坚持不下去的。”李松蔚说，“为了让自己能适应环境，人必须把一部分”想着怎么不被电“的功能交给无意识——也就是放到自动化加工的系统里。”
“人脑有两个系统，慢系统是理智加工的系统，快系统是无意识加工的系统”。李松蔚用军训举例，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为期 10 天的军训，我们使用慢系统（理智）来加工军训的规则，但我们的快系统（无意识）仍然是正常人。适应新规则会让人神经紧绷，但大多数人都可以学会并承受规则。10 天后，军训结束，我们回到正常环境里，一切照旧。
但假想一个环境，你在这个环境下随时可能承受巨大痛苦，而且离开的日子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持续用慢系统加工和理解规则，慢系统非常耗能且低效，为了避免崩溃，身体一定会把规则放到快系统里，把重要的东西变成本能。
“然后你就慢慢地放松了，会发现这里生活也挺好，（只要掌握规则就）不用时刻保持紧绷，也不会被电，你的身体会“自动”按照那个地方的规则来做事。”李松蔚说。
李松蔚补充：“这个过程叫做“适应”。”
每层楼梯拐角都贴有宣传板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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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记者多布森在《国际恐怖组织内幕》一书中引述一位曾被当成人质的妇女的话：“我始终无法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还像绵羊一样平静地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2007 年，李林峰被爷爷以看病为由骗进了网戒中心。李林峰是《魔兽世界》玩家，被送进去的那天公会约好晚上开荒卡拉赞，他是公会主力盗贼。“我说不行我得走。不让走，说先下去听个课，我说听什么鸡吧课，不去。他们推着你听，坐了半小时之后我说不行，我要走，站起来就要走。我操 100 多个人全站起来了你知道么，拦着你不让走，我当时就一顿狂骂，心情非常暴躁。然后我就被大家抬出去了，电了不知道多久。”
电击治疗结束后，李林峰被人拖着从二楼走下去，他看到自己的父母站在院子里对他笑。“我操吓死了你知道么，特别害怕你知道么，宁愿死也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但是我又怕他电我。赶紧过去扑上去就跪下痛哭，杨叔说快跟你爹妈说你错了，我操那当然照办了。”
李林峰知道自己逃不出去，他曾想过自杀，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并试着掌握网戒中心的生存要领。凭借着头脑和运气，他和几个同在网戒中心接受治疗的《魔兽世界》的玩家“对上了暗号”。“我说：‘我们家旁边有个荆棘谷，非常好玩’，那谁就凑过来，‘啊，是么，我们家旁边有个地方叫加基森。’就这样的，就会对上。”
“07 年的时候玩家群体素质还可以，有一种天然信任。”李林峰说，他说在网戒中心的那几个月是他人生中“最烧脑”的几个月。他每天都要想应该跟谁结盟，该去发展谁，该去联系谁，如何安全地表达态度。他时刻都在试探，同时保持警惕和怀疑。他们的组织掌握了班委大部分职位，压下了大多数对自己的举报。4 个大室长有 3 个是李林峰推举上去的，他自己则始终隐藏在幕后。
李林峰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一个能在网戒中心中保全自己的人。但他也只能寄希望于“保全自己，老实在里头呆着，熬完三个月走人。”
李林峰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做室内设计。他当年的朋友都留在老家，有超市保安，有货运市场送货的，也有放高利贷的、单位开车的。“我是所有我那帮朋友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你要说我当时恨他吗？恨。但是我只是特例，我属于被锤子砸断了腿，拉回来把腿接上还能跑两步。但是说真的，也有很多人砸断了腿就完了。”
“网瘾危害”——另一张宣传板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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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网戒中心不意味着自由，“长效机制”保证孩子们出院后如果“复发”，就会再次被强迫治疗。这被称为“再偏”或者“跑电”，需要入院重新“充电”。他们必须在父母面前伪装乖巧。“我他妈当年睡觉的时候枕头下得放一把小刀……”李林峰对我回忆，“我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回去。”有段时间，他看到面包车就害怕，一整年不断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抓回网戒中心。
王安选择隐藏自己，他和自己的女朋友躲避在郊外的一栋别墅中，他每天要把所有的门窗都锁上，别墅一共三层，上面有一个没有空调的小阁楼，他每天要到阁楼里睡，因为“觉得下面的话我能听到……受各种罪都觉得没问题，只要让我觉得安全一点。”
2016 年 8 月，王安在知乎上刷出了“如何评价杨永信”的问题，他崩溃了。“看着看着就不行了。我当时饭都没吃完……一米九的高个，然后在那就哭得不行了。”王安当时在食堂，他开始哭泣，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他倒掉了饭菜，回到了办公室，一整个晚上恢复不过来。他主动联系触乐，希望接受采访，他想“让像我一样的给自己的过去一个道歉。”
“任何一个系统，其实都是需要有坏人的，坏人某种程度上会起到维持整个系统稳定的作用，网瘾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但它其实帮助处理了家庭里面更多的矛盾。”李松蔚对我说，“杨永信消灭了这个坏人，这个家庭的矛盾焦点看上去被切除了，但这个家庭也就失去了生机。这些被部分洗脑的孩子，像浮萍一样飘荡在家庭之外。这些孩子对父母连恨也说不上，就是没有感觉了。回家？回去干什么呢？”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曾宇决定逃离家庭，他不敢和家人聊网戒中心的事情，因为“在里边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结果被他们报了，然后被电。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
他拿了 2000 块钱，带着自己的身份证离家出走。家人找到了他，但他拒绝回去。父母带了几个以前和他关系很亲密的亲戚来劝他，姥姥也给他打电话。“小时候我和我姥姥很亲，也不好拒绝，就回去了。以后就每年过年回去几天。”
2008 年，曾宇 19 岁，已经成年。家里要他和父亲一起跑长途运输，他不喜欢，自己出去找了一份网游工作室的工作。他因为这件事情被送进网戒中心。进入中心后的第一天，曾宇试图趁着晚点评后的空隙逃跑，他认为“家长追不上我，盟友们不会追我，能够成功逃掉。”
但他还是被盟友抓住了。由于他逃跑，班委全体被送进 13 号室电击。他被“结了对子”，不允许独处，几乎每天都要被报复，隔三岔五就要被电。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逃跑被抓住那次电击，“被电得生不如死。后来就感觉自己死过一次了，活一天就赚一天吧。”
从网戒中心出来没多久，央视的《网瘾之戒》在电视上播出了。柴静问那个女孩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女孩一边说愿意，一边止不住流泪。曾宇感觉自己心里也跟着哭了出来，但他不敢哭。他父母也在看电视，两人在旁边笑着说：“一看就是没有改变好的。” 曾宇觉得“我的心啊，不知道有多凉啊。”
介绍精神疾病物理疗法的宣传板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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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从事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徐博闻很难回答我“您所在的地区，会如何惩罚把孩子送到这种机构的父母”的问题，因为“在其他国家及地区很难找到这种集体虐待青少年的机构。”他告诉我，台湾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对儿童及青少年施加身心虐待，不得迫使或诱使儿童及青少年处于对其生命、身体易发生立即危险或伤害之环境。
“用电击的方式使对方产生厌恶和恐惧感，这种方式在宠物训练的领域都基本废弃了。”徐博闻说，“按台湾现行法律，虐待儿童、导致少年重伤，将被处以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导致死亡，会被处以 7 年以上或无期徒刑。这还仅仅是儿少保护一条法律所带来的处理，其他非法行医、非法经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罪名还要另外计算。”
一位在澳大利亚研究青少年心理及教育的心理学学者对我说，“发达国家法律严谨，不可能长期大面积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她补充，“这种机构不可能在发达国家合法开办，没有这种土壤。”
很多人以为临沂是个封闭落后的小县城，但并非如此。我们从北京飞抵临沂，从机场打车前往第四人民医院，沿途观看路边的风景，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施工中的建筑，这让这座城市看起来充满生机且现代化。
网戒中心位于第四人民医院旁的心理咨询大楼，紧邻马路。网戒中心占据大楼二三层，它的每个房间都拥有巨大的窗户，看上去宽敞又明亮。
晚上十点，家长们陆续开始拉窗帘，有些孩子准备睡觉，有些孩子仍排成一排站着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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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随着舆论争议不断变大，杨永信删除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博客文章。在那之前，他的博客有 600 多篇文章，从 2008 年至今，填满了来自盟友们的忏悔书和感谢信，世界在那里是另一种模样，盟友们在照片里展露幸福的微笑和悔过的泪水，不断有喜报从离院家长处传来。离院盟友返院分享，诉说改变之后的幸福，空气中大爱流淌。
而“网戒中心”的盟友群气氛截然相反。没人感恩，每当谈到过去，群里就充满着绝望和压抑。有人曾做过多次返院分享，但声称那都是表演，在自己完全安全之后，他毫不犹豫的站出来“反水”。还有人说自己曾逼迫父母签字证明自己放弃“长效机制”，否则就离家出走，后来才发现其实父母弄了个假的糊弄他。
王明阳如今留在北京工作生活，他和李林峰一起接受采访，那是他们离开网戒中心 8 年来第一次在线下见面。李林峰用奔向悬崖的马形容过去的自己。
“怎么讲呢，一个马在山上跑，你可以让它随便跑，但是如果它开始往悬崖跑。离 500 米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办法去阻止它，400 米这样，300 米这样的办法，200 米这样的办法，100 米这样的办法……最后剩 10 米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已经只有 10 米了，你怎么办？你现在要说要保证马的马权，不能限制他的自由，要用爱来感化，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办法，你把它腿打断，非常直接。
“（斥责杨永信）就好像斥责一个锤子……所有的这类设施都是有强制（措施）的，老杨是电，陶宏开是拘禁，还有打，疯狂洗脑，远足。这些你也知道，你说打人的那些就真的就比老杨的好么？……我不是很同意他们的看法……所以我才来说这个……现在大家的关注点都太在意锤子本身了。
“真的，他不会弄死你。当然他不对，我们必须说他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他不对那他死了，世界就和平了，不是这个意思。当年如果我父母早就能知道怎么当父母……他们现在才开始学怎么当父母，现在我成年了，他们就开始逐渐明白当年有很多错误，现在开始跟我聊当年要怎么怎么就好了……如果他们能早就意识到，可能我们这些人就不会这样。”
“还是因为时间，如果现在再把你进去弄一套再出来，绝对就是另一说法了。就是这个机构绝对他妈不该存在！那就是另外一套说法了。那就是恨，那就是恨。”王明阳说。
两道铁门隔开楼梯走道与内部走廊，中间摆着两把椅子，平时有人守着，有人告诉我们，这两道门不允许同时打开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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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信生于 1962 年，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也是临沂青少年性格矫治中心（即网戒中心）主任。
2006 年，网戒中心正式创办，至今已有 10 年。今年 1 月，中心迎来十周年，庆典上，家长孩子载歌载舞，为杨叔给他们带来的新生庆祝和感恩。
和网络上的惊涛骇浪相比，杨永信和追逐他的家长们显然身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网络平行，网络舆论的力量无法对其施加任何实际影响。在这个世界里，杨永信是真正的救世主、圣者，他被人膜拜，他的网瘾戒治之路闪耀着神圣的光辉，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2006 年，杨永信获评山东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先进个人。
2007 年，杨永信获评首届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杰出公民，同年获得感动临沂年度人物和临沂十大新闻人物。
2008 年，杨永信获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首届感动山东十大健康卫士。
2009 年，杨永信获得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山东省卫生系统两好一满意示范标兵。临沂政府在全市举办杨永信事迹巡回报告会。此外，杨永信是临沂市“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城市青年中心优秀人物，他两次被山东省人事厅、卫生厅授予“二等功”，获评山东省道德模范候选人。
2012 年，杨永信被评为临沂市首届十大杰出医师，临沂市卫生领军人才、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同时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
2009 年卫生部下令叫停电刺激疗法后，杨永信将仪器更换为合乎规定的电脉冲治疗仪，有受访者表示，新的仪器采用电针灸疗法，要做电击治疗的时候，四根导线合在一起，两根针，一根插在虎口上，另一个插在虎口下方，也有插太阳穴的，治疗过程依旧极其痛苦。
2012 年 1 月，杨永信在自己的博客转载了一篇新闻，娄底育才实验学校将入学一天的想戒除网瘾的 17 岁学生谢海林捆绑活活打死。杨永信的网戒中心从未真正死过人。
2012 年 10 月 27 日，杨永信应邀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做“如何关爱和面对特殊学生群体”报告。
2013 年 2 月 17 日，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 15 个部门联合发布《未成年人网络游戏 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借鉴国外防治经验及做法，研制本土化网瘾预测和诊断测评系统，研究未成年人网瘾形成及发展机制，在未成年人出现网瘾症状前进行有效的事前干预，减少网瘾危害，降低诊疗成本。
2013 年 10 月 19 日，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精神病学会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专家顾问，北京回龙观医院教授、主任医师陈彦方先生来到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调研指导，并对临沂网戒中心的治疗模式和“卓越疗效”做出高度评价。
2014 年，泰国卫生部精神卫生司副司长一行 5 人来到临沂市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双方就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网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杨永信就网瘾戒治的临沂模式作了介绍，代表团赞叹不已，“该中心八年多时间成功救治以网瘾为主的 6000 余例问题青少年让他们感到由衷的钦佩”，新闻稿说。
2016 年 4 月 25 日，临沂市科技局在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召开了由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科研课题“网瘾戒治综合干预（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平凯教授为首的鉴定会专家组对临沂网戒中心的网瘾戒治模式给予了如下评价：“其综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具有显著创新性，据国际先进水平。建议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的范围。”
8 月 17 日，临沂卫计委发布公告：网戒中心执业规范，欢迎监督。声称杨永信及其网戒中心并无问题。
2016 年 8 月，公安部、共青团与司法部门官方微博接连就此事发声，质疑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很多人认为风向变了，“杨永信要倒霉了”，但 2009 年，包括央视在内的大面积电视媒体负面报道，杨永信没倒，放到今天，舆论虽然喧嚣，但仍然仅限于舆论。
在层层铁门之后，孩子们站成一排，最外侧的少年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表情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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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者都觉得杨永信不是骗子，他从心底里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在杨永信眼中，自己始终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而这条路充满荆棘、外界的误解和争议。
“我一年前一直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坏人……那天又去翻他的微博，看他所有的东西，那我看着，他真的就是一本道，一本正经在那胡说八道，他自己可能真的就觉得他是神，他在拯救我，而且你别忘了，他每天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所有人供奉他，就把他奉为神，你要知道人久而久之，在这样的环境下，难免它会自己膨胀。”王安说。
王明阳回忆，自己做班长时，直接向杨永信汇报情况。杨永信极有魄力，“他就坐那，说嗯、好 、知道了。你学不来他那种说话的语速和语调，我感觉他说话都是经过严格的自我要求练出来的那种，说话时候都在传达一种威压的气场。”
杨永信曾经被人袭击过，他在点评课上提到了这件事。“这么多年我也清楚记得那场点评课，我只记得就是他讲着讲着，他妈逼自己哭了。我操，然后他说我为了你们为了这件事，然后我现在自己受到威胁，就这种感觉，然后自己哭了，然后他带着整个教室，教室当时 160 个人一起哭。”王安说。
李林峰说：“我确定知道他多年以前，大概 8 年前，有过自我怀疑。就在央视报道那一批之后，他有过自我怀疑。当然他现在看起来还挺顺的，应该是已经渡过了这个坎。当时他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他，特别是柴静那个事之后，毕竟是 CCTV……”
有消息指出，杨永信曾对他儿子进行过“治疗”，一种说法是，现在这套杨氏网瘾戒治疗法，最早就是在他儿子身上试验成功的。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但早年的很多盟友都见过杨永信的儿子，那时候他儿子上大学，放假时会回来网戒中心帮忙。
去年，杨永信出版了《网瘾的是与非》。在序言中，杨永信说：“我已完全沉浸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也许有人不理解我为什么非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无论他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都不重要，只要孩子需要我，只要家长需要我，只要社会需要我，哪怕备受屈辱，哪怕赴汤蹈火，哪怕献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王安告诉我，二楼两扇亮着的窗户之间，就是用来电击治疗的 13 号室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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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家长也糊涂，杨永信只是个工具，家长是帮凶，行，我认。”在北京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刘刚对我说，“但是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不就是应该挡住傻逼的吗？法律不该帮助弱势群体不受伤害吗？家长糊涂，孩子就活该？就活该被糊涂家长和骗子一起把自己弄死？”
徐博闻向我介绍台湾的现状：“（在台湾）青少年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而是社会的公共财产。如果任由孩子受到虐待等不正当待遇，则需要依法接受四小时以上五十小时以下的亲职辅导教育，严重的或不参加辅导教育的要接受不同等级的罚款，情况特殊无法承担抚养义务的父母，孩子会被送到安置机构，直至父母具备抚养能力或孩子自己具备自立能力为止。”
“你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说父母虐待我，我要求剥夺他们的抚养权，你的确可以这样做。”曾任检察官的律师何菲菲对我说，“但是实质上，你觉得法院在接受你这个案件以后，它在审核相关证据以后，会觉得父母让你来接受这种行为是对你的虐待吗？换一个角度，你觉得父母在虐待你，送你过来接受这种非正常的一个教育吧，是在虐待你吗？”
“您的意思是父母主观上是为你好的？”我问。
“每个父母的教育方式不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也是爱子心切，想让他正常化，你说他想害他吗，也不是的。这种情况下你向法院起诉，我是觉得很难，基本上不可能的，问你抚养权归谁，归你的祖辈，你的祖父辈，还是让社会来抚养你。社会的话也是他的社区啊，社区的话你也知道中国现在的现状，而且没有这样的机构取代父母来管教你的。而且你的父母的话也不是有虐待你的行为在里面。要剥夺你父母的抚养权，父母只会更伤心。”
我们准备离开，有孩子通过窗户向外张望 拍摄 / 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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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孩子在网戒中心都被“成功改造”了，他们一度变成了家长想要的样子，杨永信口中的“精品”，但不安和恐惧始终埋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没有人想要报复杨永信，大多数人甚至拒绝接收和杨永信有关的消息。“你别让我去杨永信吧，我发现还是没勇气，看两眼，就不行了。”王安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停地失眠，梦见网戒中心。“宁愿睡在大街上也不愿意回家”。一次在酒店，王安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杨永信的脸，他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反应过来时，他已经砸掉了电视。
那天晚上，王安带我们来到网戒中心探查，时隔八年，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当时是拉窗帘准备睡觉的时间，楼道里空无一人。我们停留了十分钟，下楼时王安的腿在发抖。
王安说网戒中心改变了他。“确实是把我整个人都变了，我现在是真正的双重性格，一般人都是刚见面挺生分，熟了之后逗逼，我正好反过来。所以我朋友不多，他们觉得我对他们不自觉就生疏了。”王安说。“我变得不想要孩子，做事非常集中，我会把所有筹码都拿去赌，比如说一个东西，拿一点会判三四年，都拿了就是死刑，我肯定会全拿了。要不就不做，不怕死了，必须要把你带走。”
王勇是李林峰在网戒中心的好朋友，家住山东日照。“他面上跟爸妈关系特别好，但是走的时候绝对是……他心已经冷掉了，彻底冷掉了……”王勇从网戒中心离开后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换掉了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王勇已经失踪 7 年，直到两年前，李林峰还接到王勇妈妈电话，询问王勇的下落。王勇妈妈说：“你要是有他消息就让他回来吧，我什么都不要求了。”但李林峰也不知道王勇的下落。
曾宇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网戒中心的经历让他感觉死过一次，他曾经有理想和目标，但现在失去了，他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过一天是一天吧……感觉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很好”。
有两件事曾宇始终记忆深刻。小学时候，他要钱买两只铅笔，只买了一只，剩下的钱买糖吃了，他爸拿着鸡毛掸子打他。还有一次贴春联，天特别冷，风很大，怎么都贴不住。父亲觉得他没有用心，从梯子上下来就把他踹趴下了，他趴在地上，半天没起来。